明仁宗赐给五位老臣同样的银章，用意却各有不同，帝王心术啊！

明代银章

洪熙朝时，明仁宗身体不好，就由当时叱咤朝廷的五巨头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作为核心决策层辅佐仁宗。在永乐朝时，明朝实际处于决策三分的状态。到仁宗皇帝时，仁宗出于对过去陪伴自己的老臣的感谢，专门给了蹇义、杨士奇银章，以银章作为两位老大人功勋卓著的荣誉，而且加盖此银章的奏折，可以直达天听。后经杨士奇力求，仁宗也给了当时杨荣、金幼孜、夏原吉三人银章，这就是明朝银章密奏的起点。但从银章密奏赐给大臣到后来大臣们实际运用银章中我们看出仁宗对这五大臣亲疏不同。

明代名臣三杨

一、 小机灵鬼杨士奇

1424年8月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炽登基。9月仁宗召见辅政大学士，吏部尚书蹇义、阁臣杨士奇，亲赐二人银制印章各一枚，章上刻文“绳愆纠缪”，仁宗说：“卿二人自吾监国时，相辅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过举，如未得即见，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识进来”。（《明经世文编》）

杨世荣作为老臣，十分懂得官场规矩，见只给自己和蹇义银章，感觉自己在朝堂上太过扎眼，且当时的内阁中除了自己还有杨荣、金幼孜，他二人也是永乐朝老臣却未得银章，杨士奇担心这会影响内阁在朝臣中的地位，也担心自己以后在内阁办事的阻力会变大。所以杨世荣力求仁宗，说：杨荣、金幼孜和自己同样的职位，但是他们没被赐予银章，求皇帝雨露均沾，“幸天恩均之”（《明经世文编》），最终仁宗出于权利制衡的考虑也赐给二人同样的银章。

杨士奇

二、银章的作用

仁宗朝时，仁宗的中枢机构核心成员就五个人，即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还有夏原吉。现在都给四个人了，剩下这个不给也不合适，所以同年11月又把同样的银章赐给了户部尚书夏原吉。

赐给他们同样的“绳愆纠缪”银章，自然任务也一样，根据杨士奇为夏原吉所写的墓志铭，其墓志铭中记载了仁宗给他们五人的诏书，其诏书简单来说就是：我（朱高炽）作为皇帝有了错过，你们盖了这个银章上奏疏，我一定接受，即“朕有过举，卿但具奏来，以此识之，朕不难于从善”。（《东里文集》）

夏原吉

同年11月，仁宗皇帝又下了一道给五人的集体旨意，内容还是强调希望五人积极谏言，“朕与卿等当深用为戒……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明史》）。

可从这五位银章掌握者的身份来看，这五人身居高位，两个是尚书，三个是内阁阁臣，还都是力挺仁宗皇帝上位的前朝老臣。可谓地位尊崇、资历够深、实权在握，是仁宗的核心决策集团。谏言本来就是他们的本分，皇帝也不会因为他们谏言就杀了他们，而且皇帝求谏的旨意下了一道又一道，难道赐银章的目的真的仅仅是让他们直言敢谏那么简单吗？

三、永乐朝中枢三分

仁宗以前朱棣时期，明朝核心中枢机关其实一分为三。明初建都是南京，虽然永乐靖难，南京无疑是个“反动保守”之地，但永乐不敢完全大改动，南京还是名义上的国都，可永乐喜爱的是北京，所以南京就交给了太子朱高炽监国，并留下了一套决策机构。北京是永乐的龙兴之地，自然十分重视，但是永乐还要出塞打蒙古，所以北京交给了自己最喜爱的孙子朱瞻基（后来的宣宗）在北京又产生了一套决策机构。而永乐御驾亲征也需要文武大臣陪伴左右，所以这有出现了第三套决策机构。

永乐北伐

下面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三套机构：

1.永乐北巡系的官员。这些官员陪伴永乐南征北战，掌握军权，甚至排挤了监国太子朱高炽的权力。如永乐九年规定功臣犯罪、高级官员任免、军事需皇帝裁决，其他皆由太子处理；但到了永乐十五年，不仅高级官员的人事，连中级官员的人事都划归了北巡系，另外太子的司法审判权、祭祀权也被大大缩小。此派的代表人物能活到仁宗朝且不被仁宗抓小辫子的就只有杨荣、金幼孜。

2.北京太孙留守系官员，代表人物太孙的老师夏原吉。夏原吉极力推行国内政治两分，太孙监国于北京，主管北方政务，作为中转太子与皇帝的桥梁。《明史》记载夏原吉在北京可谓叱咤风云、独揽大权：“朝退， 诸曹郎御史环请事。 原吉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可见夏大人的权势之大。

3.南京太子留守系官员。其代表人物就是蹇义、杨士奇，他们伴随太子朱高炽左右，兢兢业业。

明仁宗剧照

四、皇帝对五巨头亲属不同

从皇帝给五人的银章过程中看出，仁宗对这五人态度明显不同。仁宗先给自己过去的直属部下，再给北巡的官员，最后才给北京系官员。只因夏原吉过去推动南北分治，所以被仁宗“记住”了。而且这种亲疏不仅体现在给银章的进程，还体现在给完银章后的实际运用上。银章拿到手后半年，只有杨士奇上了密奏，而且被仁宗接纳。有了杨士奇开头，杨荣才敢给皇帝上密奏，“仁宗皇帝皆嘉纳之”（《文敏集》）。但别人还是不积极，以至最后皇帝下旨责怪，夏原吉等人才开始了少量密奏。

明代银章

关于仁宗对五巨头亲疏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仁宗登基后，朝局大变，三大集团失去了依托，中央核心面临着权力再分配。

蹇义、杨士奇不必说，这是南京监国系骨干，是仁宗的铁杆追随者；夏原吉虽然是北京留守系，现在朱瞻基的权力完全被父皇仁宗所掌握，其骨干夏原吉可有可无，掀不起风浪，只因永乐洪熙交际之时，朝廷财政出现问题，必须要这位户部尚书解决危机，所以实际中给他权力让他解决难事（出了事锅也得他背），而荣誉上仁宗是很不情愿给他的；杨荣、金幼孜是北巡系，是先皇的骨干，为了体现自己孝顺，也为了稳定时局，一时间不能把先皇的老臣全部打压干净，所以荣誉上要给，实际权力上也给了点，也把他们也放在了核心决策层。

明仁宗

仁宗登极后其实三大集团就已经合流了，但是仁宗身体羸弱，弱者就爱多想，仁宗在永乐时期的遭遇也给他留下了深深地记忆——那就是三大集团泾渭分明，所以仁宗才以亲疏为准则，来分配政治权力。

在仁宗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杨士奇原先的官职是翰林，翰林系统最高官职就是正五品殿阁大学士，但是杨士奇是仁宗的肱骨，如此官职抵不过夏原吉等人的尚书，所以仁宗采取了迂回的办法。永乐时期杨士奇就是个正六品的翰林侍讲，到仁宗时加授杨士奇从一品、少傅、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位列三公，而蹇义为从一品、少师、吏部尚书，三公，地位略高于杨士奇。

三公缺一个，最后仁宗就只能找夏原吉充数了，因为夏原吉虽然也犯过错，但是可以小惩大诫，过去的太孙系，就是现在的太子，现在的太子完全依附于皇帝，所以夏吉元某些荣誉也可以给，也因实在不能再给北巡系权力了（北巡系在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威胁），所以最后把他列为三公中最低的少保。

蹇义

北巡系要刻意打压一下，所以给了杨荣正二品、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慎殿大学士，金幼孜正二品，太子少保、户部右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把永乐时期就是杨士奇上级的杨荣、金幼孜放在夏原吉之下，二人地位可见一斑。

文史君说：

我们通过银章密奏权分配的先后，发现仁宗皇帝对决策五巨头的亲疏态度不同，而且即便给了银章，皇帝也三令五申希望大家给自己提意见，但北巡系、北京系也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给皇帝提意见的还是仁宗南京系的骨干杨士奇。在仁宗朝权力再分配中，南京系的两位骨干分得了整个大明帝国臣下官阶中最高的荣誉，而且仁宗对蹇义、杨士奇这两位骨干仍是心心念念。仁宗去世前，又赐蹇义、杨士奇银章，这次的银章仅赐给这两个人，也没有了实际政治意义，完全是恩宠的象征。这样我们也看出仁宗庙号何以为“仁”，真的是挺重情重义啊。

参考文献

1.《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

3.赵现海《银章密奏与中枢政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11月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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