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滴滴司机、大厂职员……他们在异乡这样说丨新年有此氪

文｜董洁、彭倩

编辑｜乔芊

还记得去年春节你是怎么度过的吗？

武汉人民被隔离，整个中国陷入恐惧，无数人一边看春晚，一边刷着关于疫情令人揪心的消息。

而今年，没有大规模的全民迁徙、没有齐刷刷的举家团聚，这注定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春节。

因为防疫要求，过去一个月，很多人经历了反复的纠结、犹豫，甚至哭着退了票，选择就地过年。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春运客流比2019年下降六成多，和去年相比，近1.11亿人没有买回家的车票，29 个省市发了倡议书留人。

不回家过年，无疑是个艰难的决定。尽管许多人年轻时的想法，是躲开那个走亲戚、被催婚、除了吃吃喝喝也没太多意思的春节，但回家过年，依然像呼吸和喝水一样自然。

“不回家”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刚过去的年三十晚上，他们有的在被隔离，有的仍坚持在工作岗位，更多的则是躲在出租屋里度过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36氪采访了多位就地过年的“打工人”，这其中有孤独、有心酸，更有对生活的无限温柔和热情。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被决定就地过年的过程，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作为一家央企的员工，尽管山东老家的防疫政策已经放宽，不再要求居家隔离14天，但应单位政策要求，20多年来克虏伯第一次要在异乡过春节了。

内心中，理性一直在和侥幸作斗争。看了那么多的新闻，理性总是告诉克虏伯“你是不可能回去的”。但又总是心存侥幸：“万一有机会呢。”票没舍得退，核酸检测预约没舍得退，克虏伯内心一直在期盼一个奇迹，总感觉能回去。

直到腊月二十，克虏伯知道没有奇迹了，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下午接到单位通知后，他夜里12点给家里人发了条消息：“今年回不去了。”

“特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是怕父母夜里睡不着。”克虏伯说，他也怕母亲一个视频过来自己绷不住。

接受就地过年这个过程，也是政策不断试错和纠错的过程。先是国家卫健委一刀切的政策引来怨声载道，后期又不断调整，再到最后明确指出“各地防疫政策不得擅自加码”，政策层面彻底没了返乡阻碍。但由于工作特殊，克虏伯只能选择“以大局为重”。

克虏伯自认为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游子，但这次才知道，内心装的最多的还是家。“‘回家’就像是那个‘1’，如果没了它，那所有的打拼将失去可以承载这一切意义的根基，失去了打拼的动力。”

去年武汉疫情时，克虏伯没有征求父母意见擅自决定奔赴武汉一线支援，两个月的时间，他见过了人间冷暖，“当时想过万一自己被感染了，最对不起的还是父母”。

今年过年不回家，克虏伯的父亲倒是想得开，不断发微信开导克虏伯，“每天都在看新闻联播，早就做了我不回家的打算，叮嘱我一人在外也要好好过年；母亲也寄了自己做的果子，总是怕我没得吃；哥寄了一些海鲜，知道我在北京沾点鱼腥不容易。”

越是不回家，克虏伯越想把年过好。好几年不想买新衣服的他专门买了一套新衣裳，准备留着初一再穿。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他还特意买了一对灯笼、一副对联挂在门上，以往每年春节，跟父亲一起写对联都是克虏伯最享受的时刻，他把这视作“跟父亲最亲密的对话时刻”。

克虏伯贴在出租屋的春联

年夜饭克虏伯在自己的小出租屋里吃的一人火锅，两盘羊肉、一盘虾。看着春晚，没敢跟爸妈开视频，他只在好友群里号召大家给他发红包，安慰下这个就地过年的“苦命人”。

“尽力在模仿，但也只能是徒有其表吧。”克虏伯说，过年中嗅觉感受特别重要，弥漫在周身各种各样的味道让人觉着这才是“年味儿”。如今，他只能从回忆中提取这些味道。

纵然再接下来的一年里，每个月都有机会回家，克虏伯也依然觉得那不是“过年回家”，“自己浪费了一个和父母过年的机会，错过就是错过。”

但克虏伯也没闲着，春节假期他都被安排多天要值班，除夕一大早他就发配出去拍摄视频，“挺好的，希望自己能忙碌起来。”

春节前两周，上海黄浦区昭通路小区确诊3例新冠肺炎病例，被列为中风险区域。有了去年春节期间的抗议经验，身在黄浦区浙江中路支队、常常往昭通路小区送餐的外卖员沈飞很快意识到，形势再次严峻起来。

突发的新疫情又一次打乱了他的回乡计划，他不得不退掉了去年12月份就预定好、原定今年2月1日返乡的车票。“原本以为今年铁定能回，和女儿打了包票，但还是让她失望了”，谈到不能陪年仅9岁的女儿过年，沈飞脸上遗憾，但很克制：“孩子当时大哭了一场，我和她妈妈保证我3月份一定回去看她。”这已是他来上海的第三年，第二次没能回家过春节。

今年50岁的沈飞，很重视这个一家人一年一度的团圆机会。但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只能选择抑制自己的乡愁。

沈飞是河南洛阳人，来上海前，他曾在家乡附近的县城张罗了一家婚纱影楼店面。原本经营得不错，但很快因为盲目投资，生意逐渐脱离轨道，欠下了近百万外债。

生意失败对沈飞生活的改变是巨大的。为了填补亏空，他卖掉了在老家的房子，补上了大半欠款，但房子卖了，妻女不得不回妻子娘家湖北生活，而儿子则和自己老母亲留在了洛阳，由姐姐和弟弟帮忙照顾。沈飞坦言，卖房子，在老家人的观念里，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少不了要被邻里议论；再加上，催债的电话一通又一通，弄得他神经紧张：“当时我已经开始抑郁了，催债的人甚至天天给你亲戚朋友打电话”，他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家乡。

和所有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样，沈飞刚来上海时，也走过不少弯路。他印象最深的是去一家货运公司做押运员的经历，待了一段时间，花几百元钱办了押运证，但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身上带的钱也花光了，走投无路之下，他选择了送外卖。

最初的半年，因为不熟悉上海的路线，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0元左右，但他没有气馁，早上7点就出发熟悉路线，9点和同事一起参加早会，三年多坚持下来，如今他的工资基本每月可以上万元，工作时间也固定在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这次春节，留在上海待命的外卖员们也拿到了一定的补贴和跑单奖励。提到这些，他脸上逐渐有了笑容：“这些辛苦没白费，也算是能减轻一些负担了。”

年轻人在大都市可以很快打入新的社交圈子，但独在异乡的中年男人，缓解孤独的方式要安静和便宜很多。

沈飞在蓝骑士春晚上弹奏吉他

沈飞闲暇时就去上海的历史故居和景点逛一逛，并在公众号“送着外卖走上海”上记录自己的感想，或在头条号上传视频。虽然他粉丝不多，阅读量也寥寥，但记录和分享可以给人带来慰藉。

他还很喜欢在送餐路上听一听喜马拉雅免费的《中西哲学启蒙课》。“这个课从最初的人类起源，讲到现代生活，从西方哲学，讲到东方的道家、法家，这样一步步听下来，好像能让我脱离一会儿现实。”沈飞说。

这个遭遇了种种变故的中年男人，就这样在上海获得了新的生活。他还开始主动和外卖员伙伴们交流和合作。

今年春节，沈飞凭着自己曾开婚纱影楼店的经验，主动筹办了第一次蓝骑士春晚，举办地是上海市中心群居房的天台。临近春节时，沈飞和同事们利用工作之余不多的时间筹备节目，“每天合唱时都很卖力”。

沈飞相信，外卖员不单有眼前的苟且，也有欢乐和梦想。“我50岁了，但我的人生还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来上海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从原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新的工作中获得了希望。”

这已经是滴滴司机张忠直独自在外的第二个春节了。2019年，53岁的他从安徽当地的国企内退，跟朋友来到了成都当起了快车司机，一干就是两年。

这是一段不太愉快的开始。在国企最后的几年，张忠直发现自己越来越吃力，越来越年轻的同事，越来越机械化的工作设备，让他萌生了退意。他也短暂做过一阵子净水器代理生意，但因为资金要求高，推销难度大，没有经验的他很快就赔上了二三十万，给退休生活蒙上阴影。

2019年9月，无路可退的张忠直选择离开安徽老家，在成都成为一名滴滴司机。可刚开没两个月，就赶上新冠疫情爆发。

那个除夕夜张忠直是在路上度过的，甚至都没有在出租房吃上一口饭。“（当天）路上没什么人，也没单子，但就是不想呆在屋里。”

今年因为防疫的要求，张忠直还是没有选择回家，春节前一个月，妻子就问过他“今年春节要不要回来”，张忠直说“想着春节多跑跑单子，多赚点钱，拿到奖励”。除夕夜三天前，妻子深夜又发来一通视频询问，他狠了狠心，说不回去了，挂了电话就在被窝抹眼泪。

2021年这个除夕张忠直还要在路上度过，年夜饭也吃不上。但他决定在除夕出车结束后，打开地图找找家乡，虽然看不到夜景，但也有份特殊的浪漫。

离开国企后，张忠直给家里在安徽老家市中心买了套房子，为了来成都当滴滴司机又买了辆新车，算上之前做代理赔掉的几十万，他每个月要还小一万的贷款，不允许自己放松和偷懒。

过去一年张忠直几乎每个月都是车队里收入第一，但刨除贷款和各种油费保险费用，一万多的月收入也几乎不剩下什么。“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跑，有时只有平台强制的6小时休息时间会停下来睡一会。”因为住在城乡结合部，张忠直回出租屋睡的时间不多，大多时候就是在车上凑活一宿，“回去就要空车，划不来。”

今年9月，安徽老家的房贷就要还完了，张忠直期待着明年春节他能回家，多陪陪80多岁的父母。

小月和小武是一对情侣，他俩都就职于互联网大厂，今年都选择了留在杭州过年。

小月的父母意外地有些欣喜：“我家远，在黑龙江，春节往返坐飞机要花6000块，听到我不回家，我爸妈瞬间觉得替我省了一大笔。”这份有些笨拙的关心，多少令她哭笑不得。也因为小月一年能利用假期回家三到四次，父母也就不强求春节的相聚了。

另一个更隐秘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小月和父亲之间都有一个“心结”：她觉得父亲不能理解自己对事业和自由的追求，而父亲觉得小月的现状不符合他对女儿的规划。

对小月来说，留在杭州过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座城市已经承载了她和男友小武许多的感情和回忆。

95后小月来杭州已经八个年头，大学四年、工作四年，杭州几乎已经成了她第二故乡。初到杭州时，她十分不习惯这里长达几个月的梅雨天气，体验到什么叫做“江浙沪”晒不干棉被。而老家东北总是常备暖具，在冬日里还能穿上厚厚的棉鞋，日子十分惬意。

但如今，情况倒置了。回到东北时，小月已经忍受不了那里干冷的气候。她也逐渐习惯了在杭州的购物商场添置新衣服，按吊牌的原价格买衣服。过去在东北，她往往会去当地的批发市场购买，总是跟老板砍价。

小月与小武两人如今已谈婚论嫁，小武不仅是她的爱人，也将成为她的家人。他们正计划在杭州买房，由于新房限购，第一次摇号没有成功，小武打算年后再试一次。

谈及不能回家过春节，家在长春的小武也很平静。他来杭州前曾是留学生，在韩国待了四年，几乎没怎么回过家，父母习惯了，而他本人也早就习惯了在异乡生活和过节。

二人的社交圈子也固定在了杭州。小月透露：“在老家的朋友都是七、八年没见了，杭州的朋友从大学到现在都一直联系着，这次春节也约着一起过，各出几个菜，饭后一起打牌或者打游戏。”

小月小武家的年夜饭

对于生活在东北的长辈来说，小辈不回家过春节似乎也是一种常态。小月坦言：“东北经济缺乏活力，年轻人口外流很严重，大家不是都说嘛，东北的年轻人遍布天下，连三亚都很多。”

至于长假期怎么过，他俩有了初步规划：先和朋友吃一顿年夜饭，第二天去电影院看等了两年的《唐人街探案3》，再去蹦个迪，还打算去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游玩。

不过二人比较随性。“如果排不上队就在家宅着看电视打游戏，也完全没有问题。”小月甚至还打算过年期间主动加几天班，她刚换工作不久，想利用这段时间“补补课”。

这对情侣也没有为过年购置多少东西，年货是在家附近盒马买的，对联是小月公司发的，完全是新新人类的做派。

这是小武和小月来到杭州后，第二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上一次是去年，被疫情限制。他们开始习惯就地过春节，安家后，这很可能也将是未来的样子。

(文中克虏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