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部纪录片上线，用镜头记录疫情故事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网娱观察”（ID：wldygc2016），作者 艾木子，36氪经授权发布。原文标题：《真正的疫情故事，从来不只是“做蛋糕”》。

“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去干嘛？”

“徒步走完武汉的11座大桥”

“在街边早餐摊上点一碗热干面。”

“给我女儿补过一个生日。”

“我想去看住在隔壁小区的父母。”

……

2月29日，新世相与人民日报客户端、快手联合拍摄的纪实短片《凌晨四点的武汉》正式上线。

这一次，在全国各地仍处在防疫攻坚战的当下，记录的镜头瞄准了处在风口浪尖的城市——武汉。

从疫情爆发至今，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了春节、元宵节，情人节，从患者到医护，从抗议一线工作人员到志愿者，从血浓亲情到国家大爱，每天有无数的故事在发生，也有无数的声音被淹没。

但幸好，这些故事，被更多的人用影像记录下了。

纪录片中，节目组不仅通过与日本某公司的武汉员工进行了实时连线，了解武汉当地真实情况，还请来了当年非典（SARS）一线防疫专家对病毒接下来的传播状况进行分析和预测。

但由于纪录片上线当时，湖北省确认人数尚且不足3000人，整部纪录片贯彻了NHK一直以来的科普纪录片风格，内容稍稍有些枯燥，截至发稿在豆瓣也仅获得927人7.7分的评价。

但此时距离武汉封城已半个月有余，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出行严格管控。

2月11日，上海电视台人文频道推出系列微纪录片《城市的温度》。

该节目第一期原计划是在除夕当晚，以两位回不去家的空乘乘务员为核心，讲述乘务员故事。然而当拍摄团队身处航班之上，发现疫情对飞机所有乘客的情绪产生了较大影响后，节目组临时变更计划，以“特殊的航班”为主题，改为拍摄疫情下，航班为消除乘客恐惧心理准备的“春晚节目”以除夕当晚奔赴一线的医护乘客。

而在接下来的几期中，《城市的温度》成为了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的“记录者”。

分工迅速而明确。上海SMG纪录片中心的8个工作室分别将镜头对准了奋战在上海主要高速道口、交通枢纽等一线工作岗位上的普通人；社区一线防疫人员；口罩、消毒水等重点医疗物资从“分配额度、运输配送、门店分装到市民购买”的各个环节；上海赴鄂医疗队护士家中卧病在床的家人……

最终呈现出的节目主题包括“外卖不卖”、“特殊的航班”、“我在发热门诊上班”等，虽然一期仅有不到10分钟的时长，但足以展现疫情下的上海样貌。

除此之外，该节目制作中心也在筹备时长更长，内容更丰富，制作更精良的一系列疫情纪录片项目，包括在3月将推出《人间世：疫情特别篇》，内容将以瑞金医院的上海援鄂医疗队的培训、出征全过程为主。

另一边，芒果TV近日也上线了一档以湖南长沙当地疫情记录为主题的纪录片节目《在线2：我们在“战”疫》。作为《在线》的第二季，节目仍以不同行业小人物的生活为主，在除夕前一星期拍摄的第一期中，虽由于时间较早暂未涉及疫情内容，但旁白以及结尾还是加入了疫情对这座尚未准备好的城市的影响。

与地方电视台不同，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给了影像记录者更自由的空间。

新世相的《凌晨四点的武汉》就是在互联网影像“拼凑”下诞生的。

该短片把镜头对准武汉，涉及人群包括武汉封城期间的机场工作人员、援鄂医疗队队长、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雷神山建筑工地的工人、便利店店员、同济医院联系死亡患者家属的护士、心理热线辅导员、城市消毒的工作人员、为医护人员准备早餐的厨师……

而这其中大部分的视频，都是快手用户手机拍摄上传后授权给制作方。

与新世相相比，由央视新闻、bilibili 与短视频制作机构 FIGURE 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在武汉》则是为数不多的驻扎到了武汉当地进行了实地拍摄的纪录片节目，但即便如此，第一期也还是选择从武汉当地的志愿者车队出发，讲述疫情之下武汉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除此之外，在B站、快手，抖音等平台，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也自发地记录下了防疫期间自己及身边人的状况和故事，成为了自己纪录片的制作人。

不难看出，当下疫情相关纪录片有几大特点。

媒体及互联网平台出品，多以融合性素材为主，由用户自发上传，再由专业制作团队拿到授权后进行节目制作。

爱奇艺总编室莫比斯工作室就曾公开征集横版视频，邀请用户自述当地医疗状况以及疫情期间的身边故事；优酷则联合武汉本地vlog博主推出封城后的纪实节目《武汉日记2020》。

地方电视台出品，大多以拍摄本地疫情状况，防疫故事为主，以避免出城带来的人口流动。但即便如此，拍摄团队和节目制作方也面临着疫情带来的感染风险和诸多不便。

《城市的温度》在拍摄之前，整个编导团队就接受了疫情拍摄的安全培训，并统一领取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器材，而一旦涉及到医院、发热门诊等一线疫情拍摄，工作人员均需要在拍摄后统一在定点宾馆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

而以武汉当地为主的纪录片拍摄更是难上加难。B站纪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在接受“一起拍电影”采访时曾表示，《在武汉》的拍摄过程非常艰辛，整个团队在拍摄期间因为宾馆被征用而换了三次住所；出行受限于政策变化屡屡受阻；而缺少官方记者证及通行证的采访又会被多次拒绝；再加上后期制作的时间非常紧张，能做到现有的程度已经是尽力。

事实上，相比于在疫情期间拍摄上线，很多关于重大突发事件的纪录片都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进行资料收集制作。

比如，在2003年非典结束后，以非典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纪录片方面，最早出现的则为非典发现一年后的《非常时刻》，而直到10年后，凤凰卫视2013年拍摄的《非典十年祭》才将整个非典的事件起因、经过以至结束，以完整的视角和资料进行了还原。

少数普通人的生活及故事则多后续以电影改编的形式，进行了艺术化呈现。

之所以很难触及最前线，其中原因有二。

一方面，纪录片与新闻记录形式不同，前者需要进行简单的后期制作和艺术加工，在疫情期间制作出的纪录片制作周期紧张，且隔离期间，出行处处受限，尤其在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用品如此紧张的情况下，除了难以获得扛疫一线的拍摄许可外，拍摄团队本身也面临着疫情的感染风险，很难做到长时间的视频记录。

另一方面，虽然纪录片以纪实为主，但在面临重大疫情之下，如何选择拍摄题材也是一大问题，尤其是面对医护、感染患者的拍摄时，既需要关注被纪实人的心理创伤，也需要留意对拍摄团队本身的心理疏导。

而就像正在武汉筹备纪录片的导演兰波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所提到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的记录，尽可能多的拍下这些经历，留存好这些珍贵的影像素材。”

这个世界，是靠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撑起来的。其实换句话说，在这些纪录片的背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