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会折叠”：我们一边狂奔，一边害怕被“系统”异化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网腾讯新闻”（ID:qqshenwang），36氪经授权发布。

作者｜葛鑫

编辑｜康晓

出品｜深网·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上周引起产业界与社会大众交叉关注的话题，来自人物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各种讨论声音背后，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样一篇缺少滴滴顺风车那样的新闻由头，只是把多年来被讨论过很多轮的一个争议话题重新放大、重复解读的文章，为何会突然被互联网圈人士集中转发？

在此次报道引发的对外卖行业广泛讨论中，有人讲“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也有人讲“资本唯利益至上”。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互联网圈普遍关注，背后切中了2020年的极不寻常开端之后，互联网从业者们的普遍不安和焦虑心理。

科技互联网行业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殆尽，市场趋于饱和，创新愈发艰难，竞争格局逐渐固化，所有参与者都害怕被时代抛弃，无法成为获益者。而在残酷的商业竞争支配下，参与者又无法停下狂奔的步伐。

但另一方面，基于技术、算法和数据之上的各种系统，正在持续支配我们的工作、决策、消费、甚至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系统看上去已经不可逆转。系统合利，却不一定合理、合情，我们开始担心人可能会被系统异化。

如果把视角拉的长一些，不妨把科技与人文斗争的古老话题重启拾起，从工业革命甚至人类更早历史发展进程中重新审视《困在系统》一文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社会讨论所涵盖的希冀。

在《困在系统》一文引起广泛讨论之前，大众对科技的质疑，有过两个并不久远的案例。

一个发生于2014-2015年间，就是人们关于人工智能（AI）是否会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特别是对其剥夺就业岗位的讨论，这一波讨论所涉及的企业与行业更为广泛。

一个发生在2016-2017年间，就是人们还记忆犹新的关于“算法是否应该有价值观”的讨论，主角是靠算法推荐成为流量巨头的今日头条。反对声音认为，“投其所好”的算法，会让用户的判断力与趣味不断降低。

迄今为止的这些讨论，一个引起人们广泛焦虑的焦点是：科技（算法）是否会使得人类异化？

在外卖骑手的案例中，其人性“异化”的表现，就是被最优算法所控制，不惜拿生命冒险来夺路狂奔，以降低送餐时长。文中有一句渲染感情的话，把这种科技对人的“异化”描述的惟妙惟肖：“他说，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实际上，“人的异化”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在二战之前达到高潮。

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使得后代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一个更长久的画卷中去思考——原来我我们不只是活在2010年以后的那个世界，我们也活在1910年后的那个世界，也是1810年后的那个世界。

因此，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人类社会的前人智者，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开始了大规模反思现代化，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在1930年代出世的两部文艺作品：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摩登时代》第一次把19世纪的哲学命题，用大众都能理解的直观方式展现了出来：到底是科技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科技服务？

而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说道：人们会渐渐爱上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事实上，这两部文艺作品之前，在西方普遍沉醉于科学乐观主义的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先知们，就对科技与人类福祉的关系进行了最深入的探讨。

谈到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异化命题，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成立工会与资本方抗衡，卓别林正是深受其影响而走上了迥然于好莱坞的电影道路，并因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美国政府驱逐的美国电影导演。

在这个命题上，深入思考的还有尼采。作为西方哲学的转折点，尼采深入到个体的精神世界中去，用最具感染力的话语揭示了科学技术所引领的现代化社会，给人性带来的异化。比如：

 “一切时代中最勤劳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除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聚更需要天才!”——《快乐的科学》第21节。

在互联网改造一切的2010年代，一线城市的白领，特别是科技公司员工对此或许有所感受，对争分夺秒习以为常，并且发明了一系列自我调侃的职场“黑话”：996，007，白加黑，夜总会，社畜……..

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岂止是外卖骑手，我们生活在大城市的绝大部分人，都在狂奔，同时也被“异化”着。

小米成功之后，雷军曾经有一句话被广为传颂：“如果不是出身富贵家庭，忠诚和勤奋是你成就事业的唯一机会。” 这话没一丝鸡汤温度，却是无法反驳的真理。

我们可以把雷军的话换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不是出身富贵家庭，忠诚和勤奋于一个系统，是你成就事业的唯一机会。”

坦率地讲，商业系统永远是追求最高效率的，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其社会价值能否Cover住“系统”异化人类个体之“恶”。如果说《摩登时代》和《美丽新世界》对命题上的展开还不够深入的话，《西部世界》则以一种石破天惊的方式，将这一命题揭示了出来。 

《西部世界》是历史上第一部人类完全给人造人当配角的电影/电视剧。在一句热情洋溢的“Welcome to WestWorld”背后，是人性的恶在“系统”内被无限放大，其对社会价值的损害已经远远超过其产生的商业价值。

此外，《西部世界》还在“科技使人异化”这一命题上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深远的探索：因被反复杀戮而实现觉醒的人造人，最后在人格上超越了被异化得最严重的人类。

经济学家只考虑效率，而哲学家们则倾向于认为：资本主导的人类社会，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人类发展模式。它要求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而掩盖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思考。

哲学家让人仰之弥高，《困在系统》一文，很明显也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去揭示问题，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然而，如果我们将视角由“个体视角”切换为“系统视角”，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带有“恶”属性的系统，可以被砸烂吗？一般不能。

如果“系统”是必须的，那么要将其效率定为多高，才会达到效率与人性化的最佳平衡？没有人知道。

《困在系统》一文中的“系统”，显然与15年前那篇让史玉柱火冒三丈的《系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该文是把之前两轮关于科技发展弊端的讨论，提升到了“系统”层面。

“系统”本质上就是有明确目标、追求效率组织。

经过几十年的思辨，很多国人已经意识到：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不是经济落后，不是文化落后，甚至不是因为武器落后，而是组织能力落后。实际上，“文化臻于极盛”（陈寅恪语）、大臣可以随便怼皇帝的北宋，也正是由于其组织力的软弱不堪，使其成为了无论在对外抗敌和还是对内建设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统一王朝。

上文提到，《困在系统》这篇并没有新闻热点支撑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引起了做着“中产梦”的互联网从业者对骑手基层群体的担忧。

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仿佛就是一个时代的暗喻。这部获得科幻小说奖的作品，实际上是披着科幻的外衣，讲了一个不甘命运固化的内核。我们大可以把主人公——穿梭于三个空间的垃圾工老刀，看成是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

获得202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就是直接反映韩国人这一焦虑的优秀作品。实际上，很多韩国影迷认为，导演奉俊昊迄今的最佳作品并非《寄生虫》，而是在韩国阶层固化这一命题上表达得更为有力的寓言式电影——《雪国列车》。

作为一部外国电影，《寄生虫》能够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与美国国内思想动态也密不可分。实际上，十多年以来，美国媒体已经掀起了多轮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

比如，在2011年9月17日美国的宪法日这一天，数千名美国群众，跑到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上，拉起大旗，高喊口号：“我们是美国99%的民众，但国家财富却被那1%的人所占据。”

这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后来席卷了美国847个城市。在运动爆发之后，CNN就做过一个统计：在2010年，计入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中产阶 级的收入比2000年下降了7%，几乎与1990年持平。有15.1%的美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状态，有近5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换句话说，美国社会，早已经“折叠”。而比“折叠”现实更令美国学者焦虑的是，则是阶层固化，低层人群阶层跃迁希望渺茫。

201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曾经担任过美国 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经过对107个家庭的采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他的结论是：美国式贫穷已经深深地和阶层绑定在了一起，出身不好的，再怎么努力，也实现不了自己的“美国梦”。

无独有偶，美国哈佛大学的黑人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Anthony Abraham Jack），在2019年3月出版了专著《 幸运的穷人：精英大学何以让弱势学生失望》。作者从教育资源的角度讲述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阶层鸿沟，以及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事实。

而长期以来，科技互联网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命运和阶层跃进的可能，写满了草根“逆袭”的故事。

2017年，趣店在美国上市。敲钟现场，创始人罗敏说出了憋在心里很多年的话：寒门出贵子。趣店创业的起点，就是从罗敏在大学挨个宿舍推销消费贷，与外卖的扫街模式很接近。我们再把眼光挪近一些，正在准备上市的喜茶，规模已经紧逼名创优品的诺米，其创始人都是寒门贵子，后者只有小学学历，却依然拿到了徐新的投资。

实际上，科技发展同时也带来工作机会的爆发，外卖骑手这个群体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案例——在疫情最严重的区域和时间段，正是数百万外卖骑手，保证了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人们的日常饮食，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商业回报。

在疫情影响下艰难的2020上半年，外卖行业和骑手群体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政府表彰，百姓点赞，一跃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基础设施”。

这样的创业故事现在在美国是几乎没有的。实际上，包括美团创业初期所模仿的美国互联网公司Groupon在内，几乎所有进入中国的美国互联网公司都折戟沉沙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系统”的效率输给了中国创业者。

对于志在改变自身命运的人来说，科技大产业包括外卖这个大“系统”的效率不断提升，依然是一个最有利途径。因为效率增长，就意味着新的机遇。

在2020年代的门槛上看，科技引领“系统”效率提高，会“反噬”人类，同样，“系统”效率下降，也会“反噬”人类。

如果把骑手的视角和“系统”的视角结合起来看，包括骑手在内的我们，与“系统”的关系，其实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几十年来，正是因为大大小小系统的高效率运转，使得现在的社会发展依然充满活力；同样，也正是因为包括媒体助力之下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怀，迫使系统在不断地作出自我优化。

《困在系统》一文发酵已近一周，从目前的结果看，骑手与“系统”或许能取得新阶段的双赢。

现在，越来越多科技互联网公司强调社会责任，其涵义并非是出发姿势就人畜无害，或者拿出点利润做慈善，而是平台方是否愿意在效率不断迭代的同时，愿意接受舆论监督而作出具有人文精神的产品迭代。表面上看，这种迭代会暂时让“系统”降低效率，但长远看，这为“系统”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保障。

如此，一种双方获益的“无限的游戏”，才可以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