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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9年搬家14次,我最终在加拿大安了家

2020/12/17 20:46:09 来源:互联网 编辑:匿名

*本文系网易看客栏目出品。


2006年7月,我从大庆石油学院(现东北石油大学)毕业,开始为找工作做准备。

此前我也想过读研,奈何家里条件不允许:父亲没有正式工作,我和姐姐从小跟着他,披星戴月进入东北林场砍树。他怕我俩跑丢,经常一边砍,一边在深林里呼喊我们的名字;记忆当中,我们是一直搬家的,从老王家搬到老李家,半年后又搬到老孙家,跟别人共用一间屋子,睡南北炕,中间只隔个帘子。

我和父亲在吉林老家。
我和父亲在吉林老家。

“好好学习,才能有出路。”父亲曾百般嘱咐。2002年,我以超过吉林省重点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庆石油学院电信专业,大四那年找了份兼职,给一个女孩当英语家教。她家的装修亮瞎眼球,卫生间马桶的开关我就找了半天。听说她父母已经办好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高考完就送她去蒙特利尔。那是我头一回听说“蒙特利尔”。女孩眉飞色舞,跟我畅想西式风情。我偶尔尴尬笑笑,就是听个热闹。毕竟,我只是为了那200块补习费而已。

在大庆上大学
在大庆上大学

听闻长三角电子厂众多,那年7月,我踏上开往苏州的火车,进了吴江某电子厂。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两个月——听宿舍里干了6年的大哥说,厂子是台湾的代工厂,“副经理”以上基本全是台湾人,职位最高的大陆人就是我们科长了——他干了快15年了,为人处事还如履薄冰。每天上下班,还解裤腰带、过安检门,起初新鲜,后来渐渐有被侮辱的感觉。

于是,我年少轻狂辞了职,带着一只大编织袋,从苏州奔往北京。

在北京,没搬过5次家不足以谈人生

2006年11月,北京站熙熙攘攘,空气中是希望的味道。按照哥们小卡的嘱咐,我坐13号线到知春路下车。等他来接的间隙,我贪婪地环顾四周,想起父亲的另一句箴言:“男孩子闯一闯,没什么坏处。”

当时唐家岭还是一片荒芜,农民修起了三四层的小楼,每层隔出十几个格子间,厕所是公共的,冬天漏风,夏天恶臭。我和小卡住进了其中一间,月租300块。

也不知道谁给我灌输的思想,总觉得外企高人一等。我每天去网吧投简历,一门心思想进外企,2007年初,还真被一家总部在新加坡的公司录用了,职位是软件测试工程师,负责测试摄像头。

2007年拍摄于北京
2007年拍摄于北京

工作确定后,住在唐家岭多有不便,我跟小卡互道珍重,拎起编织袋,搬入肖家河一处格子间。和我合租的是大超,大学四年睡我下铺的兄弟。大超喜欢周星驰,毕业后也离开了辽宁,开始北漂。

经过几次面试挫败后,有天,大超“啪”的一声,往我上铺扔了一个红彤彤的证书。

“这啥玩意儿?”室内灯光昏暗,看不太清楚写的什么。

“哥们儿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大超仰脖冲我说。

我打开一瞅,封面印着“演员证”,大超说这是花了100块钱办的,可以去做群众演员。

“你要进军娱乐圈啊?”

“嗯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王宝强不也是群众演员出身么?说不定哪天哥出名了呢,要我签名你得抓紧啊。”他很认真。

“行,超哥加油,我等着那一天。”我深吸一口烟,脸上露出不屑和尊重并存的复杂表情。

大学的几个哥们几乎都在北漂。右二是大超。
大学的几个哥们几乎都在北漂。右二是大超。

我上班的公司在海淀区万泉庄,试用期工资只有1800块,冲着外企、写字楼、白领的光环,我不计较。

测试组有个本科应届毕业生,一开口就知道是北京人,每次出现在工位上时,总是气定神闲,透着一股自信。后来他教给我不少东西:安装各版本的操作系统、备份50多个GHOST镜像、一键还原系统、硬盘分区、调试测试环境……我自愧不如——早知道就报考北京的大学了,即使再烂的学校,4年的北京生活也定能教会我更多东西。

转正后工资是2500块,依旧不够开销。毕业后要还助学贷款,我兜里窘迫,只好靠着套现和透支信用卡来维持——从X商银行的信用卡刷出钱来,有一个多月的还款空档期,再从农X银行的信用卡刷出钱去,补X商银行的窟窿,根本没有余钱给吉林的父亲补贴家用,但父亲则逢人便说:“我儿子大学生,现在北京上班了。”逢年过节面对亲戚邻里,他笑得越得意,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有天,我回唐家岭找小卡,指着隔壁上地中关村软件园的楼群,信誓旦旦地说:哥将来有一天肯定会在这里工作。

2008年我曾在VIMICRO工作过,蹭了一张照片。
2008年我曾在VIMICRO工作过,蹭了一张照片。

都说在北京,没搬过5次家不足以谈人生。北漂半年,我就搬了6次,每次基本都是10分钟可以打包走人。

2007年2月,大超找了一份做电路板组装的工作,为了上班方便,我俩搬到了青龙桥附近那片等待拆迁的老平房。下了公交,要弯弯绕绕经过一段废墟才能到达出租屋,好多次我下班路过,总有花枝招展的女同志跟我眉来眼去。

住了一个月,我俩又决定搬家,理由是“人员太杂”。搬到哪儿,想不起来了。

4月,我跟大超分道扬镳,搬去了五道口威盛大厦对面的胡同里。每天清晨从群租房出门,抬眼就能望见天价的华清嘉园小区。

这次和我睡上下铺的人叫大宝,是大学同寝的铁哥们,四平人,大学时期,我们总爱开他玩笑,说他是四平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但凡一个有正常思想的大学生,都不会在思想政治课上一本正经、磕磕巴巴地提问道:“老师,我们学这东西有啥用啊?”

2007年,在石油大院群租房。
2007年,在石油大院群租房。

2007年6月,我搬到地质大学旁边的石油大院,弘彧大厦的旁边,住着月租400块的上下铺,跟大超重新聚到了一起。

原本的两居室被隔成4间。推开隔断的门板,嘎吱一声就能顶到床沿。做菜的油烟混合着廉价香烟的气味,在封闭的空间里发酵,我怀疑过敏鼻炎就是那时得的。

大超喜欢在起点网看小说,如痴如醉能熬一宿。我则刷《老友记》,看佟大为马伊利演的《奋斗》,里面有句台词:“如果我一辈子穷困,你还会爱我吗?如果你一辈子努力,即使穷困我也还爱你。”

看到这里,我狠吸一口。彼时,我的高中女同学嫁给了一位部队大院的小伙,对方在北京有房有车,在航天局机构工作;初中同学的女友在北师大读博,两人情投意合,在小西天附近买了房子;还有一哥们,毕业后爸妈掏了首付,在回龙观置办了一套房子,只需要他还月供。

而我拿着2500元的月薪,早已被房价远远撇下。

在北京游玩
在北京游玩

“夜晚的北京万家灯火,星星点点中何时才有我的家?”我问大超。

他白我一眼:“洗洗睡吧,明天还得上班。”

“我谈恋爱了,发现女友薪水比我高不少”

电脑右下角的企鹅一直在闪动,点开看,是小卡的留言:“8月份打算去北京周边hiking和桥降,你有时间参加吧?”

“大概多少花费?”我单刀直入。

“AA制,没多少,就火车票和农家乐饭钱。有个老外朋友,有专业设备,你要是去,咱俩去他那碰个面。我同时上网发帖子,看看还有没有一起去的。”

“好,去!”那些年我痴迷英语,一听有机会练口语,就答应了下来。

同行的有8个年轻人,其中包括小卡的2位朋友,1位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老外Derek和他的中国女友,还有两位在水木社区跟帖的女生。

hiking大合照
hiking大合照

两位通过论坛报名的姑娘,一位特别爱说,一位特别爱笑。

爱笑的那个叫小花。第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黄莺出谷”。别人说啥她都能戳中笑点,仿佛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开怀,让人心情也不自觉愉悦起来。

当晚,我们在河边宿营,夜里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早晨起来,凉意袭人,小卡呼大家去旁边的桥上速降。我自告奋勇,美其名曰给大家做个表率,现在想来,难免有出风头的意思。

那次一别,我对小花有了莫名的感觉。上网时,总期待电脑右下角一闪一闪的QQ头像是她。

我和小花的合照
我和小花的合照

那段时间,日子四平八稳地过着。一天,满脸青春痘的组长突然宣布,他要调去新加坡总部上班了。新加坡啊,我除了“鞭刑”,其他一概不知,除了羡慕就是感慨。北京小伙老气横秋地拍拍我:加油,好好努力,面包会有的。

回到合租房,地质大学的小胡约我去弘彧大厦门口撸串。夜晚的北京繁华喧嚣,风中弥漫着孜然羊肉的味道。饕客们推杯换盏,都在指点江山。酒过三巡,我吹嘘公司的趣事,感慨生活不易,小胡则梦想着毕业后干一番事业,怒骂着操蛋的大学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俩你来我往,羡慕着对方。

9月29日,一行人又相约去密云白河hiking。这次我答应得很爽快,因为听说小花也去;11月23日,相识整三个月后,我和她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们一起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一起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08年6月,我告别大超,和小花搬进了紫城家园一处“三改五”,月租700块。

恋爱后,我才知道有个衣服牌子叫做VERO MODA,而她一毕业就比我工资高很多。我开始把头发剪短,不再靠倒腾信用卡来维持生活,我想脱贫,我想有个自己的小窝。

2008年,我收到国内一家知名芯片研发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官是位测试经理,说话言简意赅。

“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验吧。”她笑笑说。

“你好,我毕业1年,目前软件测试工程师在职,主要负责测试摄像头的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我心里突突地紧张着。

“刚毕业一年,为什么就要跳槽呢?”

这个问题我早有预料。

“贵公司是芯片行业翘楚,我现公司的摄像头产品用的就是你们的芯片,产品和软件我都比较熟悉。至于为何要跳槽,实话说,一是觉得芯片是所有产品的灵魂,希望自己能够学习并且贡献一份力量。第二是,我谈恋爱了,发现女朋友的薪水比我高不少,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价值。”

她没想到我会如此坦白,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顺利拿下了offer,在全是归国硕博的公司里,成了为数不多的本科员工之一。为我高兴的同时,小花也在不久后跳槽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关村软件园,薪水又高我一等——尽管和同龄人相比,我俩的薪水都谈不上高。

我们的结婚照
我们的结婚照

2011年,我们领了证,在北医三院验血那天,医生宣布小花怀孕了。

“咱得抓紧去妇幼保健院排队建档了!”新生命的到来让我兴奋不已,但俗话说得不错,贫贱夫妻百事哀,很快,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

“有能耐,你自己整租啊”

“7月是预产期,咱们又得搬家了。”一天,小花对我说,语气里稍有怨气。

“嗯,等过了农历年,我出去看看房源。”我搪塞道。

“我看了,整租都好贵啊,一个月至少四五千块钱。”她补充一句。

“再贵也得租啊,带着孩子哪能还合租呢?我多逛逛同城论坛,问问中介吧。”我信誓旦旦。

北漂9年,搬家几乎是我们的生活基调。从龙乡小区、紫城嘉园、清河南镇、二里庄、霍营、安宁庄北里、清缘东里、安宁里南小区,到强佑新城,算起来基本每年搬一次。

住在紫城嘉园时,我俩还被黑心中介扣了押金。合租的5家闹到了朝阳区派出所,只见中介翘着二郎腿,笑呵呵地抽着烟,一看就是所里的常客。民警让我们自己协商,硬生生耗了一下午也没结果,大家纷纷败下阵来。都要上班糊口,跟他们实在耗不过。

居无定所之余,小花的身体状况也堪忧。在孕期5个月的例行产检中,她被查出“宫颈机能不全”,险些流产。那阵子,她一有时间就逛妈妈论坛,恶补知识,在孕酮和雌激素的作用下,经常看着看着就开始情绪低落,忧心忡忡:

“奶瓶、奶粉、学习筷、牙胶、辅食机,X宝买,不放心,在实体店买,又贵。”

“坐月子怎么办呢,你只能休一两周,我产假也只有4个月,之后上了班,谁来照顾呢?没有幼儿园愿意收这么小的婴儿,再说,我也不放心。”

“还有啊,没有北京户口,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呢。”

……

“哎呀,你就别想啦行不?先把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重要。”我强装镇静,挤出笑容给她捏捏肩膀,自己却陷入沉思——这些问题,我居然从来没想过。

在之后的日子里,问题如同巨石,逐块压在身上,终于,在大年三十那天,我俩因一件小事彻底崩溃,窝在次卧里狠狠地哭了一场。

那时,我们蜗居在二里庄的次卧里,主卧是我大学同学和他女友。起初相处还算愉快,但他俩每回洗完澡,总会弄得浴室地板上全是水。小花怀胎数月,我怕她摔倒,提醒过2次,对方依旧我行我素。

有天,我再次好言提醒,结果同学的女友急眼了,怼了回来:“有能耐,你自己整租啊。”

我一向不敢与人争执,只好强忍着火气回了房间,开始上网找整租的房源。

那时,北京的房价已经“起飞”,对我来讲,买房是不大可能了,除非中了彩票。但为了老婆和孩子,我必须另谋出路。

和众多北漂一样,原本我们打算在北京再工作几年,挣点钱,实在不行就回老家生活。

然而我是个爱折腾的人,觉得技多不压身,恋爱后便捡起了《新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试着重新回炉,参加日语等级考试;

2010年,我又琢磨起留学美国,没事就泡太傻论坛啃英语,考GRE,但工作太忙,红宝书背了又背,基本上止步于abandon,GRE考了两次,同样铩羽而归。

小花也试过考北京的公务员,发现同样是条死胡同。

2014年,在公司上班。
2014年,在公司上班。

2011年8月,天气燥热。小花挺着肚子,把我拉到朝阳区某会场,参加一个关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技术移民的讲座。我当场吐槽:

“移民,那得需要花多少钱啊!”

“中介都是骗人的,说得天花乱坠,你交完钱,就是菜板上的鱼肉了!”

“再说,我们出去后,能干啥啊?”

……

但为了慰藉小花,回家后我还是查了相关政策,评估了可行性后,花了将近2万人民币,报名了北京的法语课程。

实话说,当时我仍举棋不定。移民论坛里,一边是移民中介把海外吹成人间天堂,一边是移友现身说法,说出国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到餐厅端盘子。亲朋好友也不看好:这玩意儿哪那么容易?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一天,同事凯西问我:“国内交通便利,各种美食美景,生活得挺安逸的,为什么要跑去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呢?”

她是公司上海分部的销售,考过英语专八,我经常向她请教英语,便渐渐熟络起来。

“那可能是因为你有上海户口,父母也都能伸手帮忙照顾孩子,所以生活压力没那么大。”我试着从她的角度来解释,“而且你们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还2套呢,跟你比不起。”

“哎呀,位置比较偏远,又不是什么豪宅,国内的工作机会多,赚钱机会也比国外多多了啊。”她岔开话题。

“话虽如此,赚钱机会再多,我没那能力、没那头脑也没用啊。”这是我的心里话。

“那加油啊,继续折腾,等你的好消息!”她不再和我争辩了。

参加雅思宣讲课
参加雅思宣讲课

上课地点在万泉庄附近,周六日全天,为期一年。我500学时,小花300学时,她挺着肚子跟我一起上课,午餐就在周边的盖饭小餐馆解决。

学法语同样是从26个字母开始,我们需要忘掉英语,从零开始学习发音。看法国电影、听法语广播,还要随时随地听音频资料磨耳朵。这种没有娱乐、没有假期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完成了500学时后,我开始备考,跟其他小留学生一样,背单词、刷题、准备口语语料。在北京语言大学的第一场考试并不理想,又备战了几个月后,我前往青岛法盟再次考试,最终取得了口语B1、听力B2的TCF成绩,之后火速整理公证材料,提交了加拿大魁北克的技术移民申请。

早前已有传闻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开始收紧,对语言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的材料提交后,就如石头沉入大海,没了音讯。

我的法语成绩
我的法语成绩

“难道要儿子重蹈我的覆辙么?”

2012年6月,我在安宁庄北里整租了一个55平米的两居室,月租3300块。7月末,儿子出生了。

我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挑了个日子,连夜请假赶回吉林,准备给孩子上户口。然而,当我把证件摆在片警的面前时,我笑不出来了。

“办不了,孩子上不了你的户口。”民警瞥了眼我的户口本,头也不抬,把证件往回一推。

“为什么呀,我这大老远的从北京赶回来,我……”

“北京赶回来怎么了,不能落户还是不能落啊,你这不符合政策。”他打断我的话。

“我是土生土长的吉林本地人,大学毕业后户口又从大庆迁回咱吉林,有什么不对的吗?”我有些暴躁了。

“你这户口本只有你一人,为什么你是户主,你不知道吗?”对方反问,“你这户口是挂靠的!”

“挂靠什么意思啊?”

民警白了我一眼:“你不是本地常住人口。”

后来他还说了啥,记不清了,只记得费解、委屈和愤怒一股脑涌上心头,那一瞬间,孰对孰错已经不重要,从小四处漂泊的我,再一次感受到无依无靠,仿佛一棵野草,随风飘零。

而后来发生的一次意外,更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经过一番周折后,儿子的户口最终落到了陕西,小花的家乡。
经过一番周折后,儿子的户口最终落到了陕西,小花的家乡。

小花的产假结束后,我们在社区请了保姆,开销很大。2013年春节,父亲主动跟我们讲:“过了年就别请保姆了吧,糟蹋钱,我给你们带。”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雅思。恰逢公司和一些国企甲方打交道,有时甚至连按一个电源按钮的事情都需要我专门跑一趟,每天忙完工作、家务和学习,往往已是夜里11点;周末则是无一例外在家自修,没有娱乐不说,最熬人的是被雾霾加重的过敏性鼻炎——每隔两周准时犯病,一连十几个喷嚏,头晕脑胀,眼泪止不住地流。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我像个异类一样在北京苟且着,父亲愿意来搭把手,自然是救我于水火之中。但照顾孩子是个心细活,我不确定,干了一辈子重活儿的父亲,能否应付得来。

年近七十的父亲,推着7个月大的婴孩,我常常提心吊胆。
年近七十的父亲,推着7个月大的婴孩,我常常提心吊胆。

一个普通工作日,我鼻炎又犯了,请假回家,硬挺着复习雅思。父亲推着婴儿车,在楼道里转圈哄睡。忽然,门外传来“哇”的一声惨叫。

“怎么啦?!”我火速推门出去。

父亲一脸懵,嘟囔着:“不知道啊。”

儿子撕心裂肺的哭闹早已响彻整个楼梯间。我定睛一瞧,父亲嘴上的香烟没了烟头,低头一看,儿子的脖上已经被烫焦了。

我的心一下就沉了下去。之后的场景,不想回忆了。

奔往医院的路上,儿子在我怀里抽泣了一路,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往下掉,忙碌的工作,糟糕的身体,移民的挫败,乱成一团的家庭琐事,那一刻,所有的委屈翻江倒海地涌上来。“难道要儿子重蹈我的覆辙么?”想到这里,我绷不住了。

陆续跑了3家医院后,才找到愿意收治的积水潭医院。医生定级为二度烫伤,包扎处理后对我说:“小伙子,你庆幸吧,还好只是烫到了脖颈,要是烟头掉到眼睛上可就毁了!”

小花过来安慰我:“别责怪你父亲了,他也不容易。”

但她越平静,我越自责。我们的生活需要一些改变。

伤疤也烙在了我心上。
伤疤也烙在了我心上。

一天,我的QQ弹出了凯西的消息:“小草,小草,我老公也在研究移民政策了!”

“咋,说来听听,被谁刺激了?”我困意全无。

“很多因素,他还没到40,已经快‘聪明绝顶’了,工作压力太大,他一个理工男,又不懂得变通,总是加班,还受夹板气,咱们没那么缺钱,他也就不想这么拼了;而且女儿有过敏性鼻炎,他总觉得国外空气可能好一些……”

QQ聊天窗口提示“对方正在输入”,我便没有打断她。

“再加上女儿随我,是上海户口,他也想迁到上海来,但最近办户籍被卡,把他惹毛了。他打电话去问,官老爷颐指气使,说他这种情况要投奔我的话,最好再考个研究生学历,不然就得等个十年八年的,把他刺激到了,气得直骂人呢!他就是一根筋,受不了这窝囊气。”

“户口转到上海可能比办移民还费劲吧?”我猜。

“可不是嘛!我们可能也得考虑技术移民啦,以后多跟你请教啊!”

就这样,凯西也走上了曲折的移民路,准备申请澳洲的州担保项目,但后来目标项目的职业列表变更,他们的职业被刷掉了。

我的情况也不乐观。2012年末,我申请加拿大留学签证被拒,理由是“移民倾向”和“资金不足”。截至那时,我共考了8次雅思,7次G类,1次A类,每考一次,都是将近1800块的报名费,但依旧没达到“4个6”的成绩。

春节,给出租屋贴上对联。
春节,给出租屋贴上对联。

没有“4个6”,适合我的移民项目就不多了:雇主担保和投资移民都需要金钱支撑、联邦技术移民门槛又太高,我踮着脚都够不着;加上各省提名政策飘忽不定,我一度想过放弃——午夜学累了,要不算了;鼻炎犯了,要不别考了;朋友约吃饭,活在当下得了,还折腾个啥劲儿。

然而,每次看到同事为孩子上学满脸愁容,为买车摇号屡屡摇头,很多根本无解的问题,让我越发看不到留下来的希望。我咬咬牙,告诉自己:再碰一碰运气。

“为啥这些精英削尖了脑袋非要出来呢?”

后来,还真被我碰上了。

2014年,加拿大NSNP项目(新斯科舍省省提名移民)出炉,在全球开放接收150个家庭,且不需要雅思“4个6”的约束。我熬夜备齐了材料,开放当天就递了上去。据说截止前,全球至少有5000份申请,而我们幸运地成了150个被抽中的家庭之一(更巧的是,凯西一家也被抽中了)。拿到省提名后,便进入到联邦申请阶段。事情渐渐有眉目了。

法语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我们需要移民”。
法语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我们需要移民”。

2015年,等待办理移民加拿大的过程期间,幸运又一次降临。为了双保险,我还抢到了新西兰的银蕨签证(银蕨签证名额稀少,每年全球只有300个,被称为“熊猫签证”,一度被中介炒到30000块人民币。该签证已于2019年永久关停),只要在9个月内找到对口的本职专业工作,即可申请全家移民新西兰。6月,我辞掉工作,话别同事,抱着未知,登陆了奥克兰。

漂泊海外,心情和北漂时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丝患得患失。我在这里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来自百度、惠普、华为、IBM、阿里、京东、Oracle、腾讯、爱立信等公司,工龄10年左右。

“为啥这些精英削尖了脑袋非要出来呢?”小花曾经问我。

“这就是围城吧。”我想了想,说。

我在奥克兰和“移友”们聚餐。
我在奥克兰和“移友”们聚餐。

为了方便出行,我在奥克兰买了人生第一辆汽车,尽管是二手的,但提车那天仍激动难抑,摩拳擦掌想上路试试。结果,在一个Y字形的停牌路口时出了意外——一脚油门往右拐时,左侧一辆皮卡车疾驰而过,完了,蹭上了。

朋友帮忙把车开回我的住处。那是个4人间的上下铺,阴冷潮湿。想到两个月以来,我面试的2家公司都以失败告终,而身边移友的经济条件、个人能力又都比我强,顿时,强烈的挫败感袭来。

剐蹭后的小车
剐蹭后的小车

“老公,今天有面试机会吗?”微信电话响了,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没有,老外办事效率太低了。”我埋怨着。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她故意卖关子。

我眼睛一亮:“不会是加拿大签证下来了吧?”

“是啊,我今天收到大信封啦!!!”

电话那头,小花放声大笑。印象中,好久没听到她那无忧无虑的笑声了。我怔了怔,原来不是在做梦。

10月29日,在多伦多机场。
10月29日,在多伦多机场。

后记

那年10月末,我们一家登陆了加拿大。之后,我被Halifax一家广播设备公司录取,职位是软件测试技术员。努力工作了一年后,全家又搬到了渥太华,小花拿下了某网络公司的职位,从此恢复了“双IT”的局面,和在北京时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我想都没敢想的买房一事,在加拿大成了现实。通过银行评估,我们最终以5%的首付买下了一幢独立屋,在那里迎来了二儿子和三女儿。

图为一家五口住的小屋。
图为一家五口住的小屋。

故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移民并不意味着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漂在何方,烦恼依旧如影随形。只不过,全在于我如何看待。

在加拿大面试第一份工作时,面试经理问我:“Why do you move to Halifax?”

(你为什么选择哈法这个小城市?)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To be honest, I am trying to pursue my inner peace.”

(坦白讲,我在追求自己的内心平和。)

图/文   江小草  |  编辑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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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9年搬家14次,我最终在加拿大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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