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双十一当天,郑州富田附近的居民,在手机上“血拼”购物后,又早早出门,在新天地商场门口排起长队,S形队伍仿佛“山路十八弯”,保安都不得不在队伍入口处竖起指示牌:排队进场需三小时。
排队的居民们,大部分都是来一睹盒马鲜生新店的“风光”,这也是盒马在郑州开出的第二家门店。
盒马郑州二店开业当天
无独有偶,与郑州相隔上百公里的济南,盒马鲜生首店于11月底正式落地经四路万达广场;与此同时,远在华中的江西南昌,盒马鲜生首店也于11月27日正式开业。
从郑州到济南和南昌,再到两个月前落地的合肥首店,盒马正将扩张触角延伸至中部及北方城市;在深耕华东及广深市场的基础上,盒马版图正不断扩大,今年12月还将继续开出14家新店。
但扩张表象下,盒马面临着不少难题。
相比于成立之初,盒马目前的扩张速度无疑大幅放缓;更关键地,面对前置仓、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冲击,盒马的日子并不好过。
对新生的社区电商业态,盒马CEO侯毅曾批评“前置仓没有未来”,但现在每日优鲜和叮咚买菜都已成功上市;侯毅还“发难”过社区团购,称其是“电商创新能力的倒退”,但无论美团优选还是多多买菜,在单量和渗透率上,都远超盒马。
抛开创始人的视野不谈,“否定”新业态的侯毅和盒马,还能“一意孤行”多久?
近四个月前,北京某盒马供应商突然在微博发难,直指盒马“店大欺客”。
这位昵称为“京城—赵勇”的博主,声称自己为盒马供货四年,投入800多万元,现在却因退货及各类罚款,累计损失60万元。
“赵勇”提到,盒马限制规则多,例如供货数不足平台要求数量的95%,就会被罚款;合同到期不准备续签时,对接人却“联络无门”……
盒马供应商的“发难”引起了一定的争议,盒马一家猪肉类供应商也向地歌网表示,给盒马供货半年多,累计被罚4万多元。
该供应商表示,盒马对商品的标签、规格和有无异味都有严格要求,尤其是履约,“如果履约迟到太久,供应商必须自己挨个门店去配送,还要按照供货额的10%进行罚款。”
对供应商“高标准、严要求”,是盒马为把控品质和履约时效所采取的策略,但这更能凸显出盒马“以我为主”的思维。
而商业上的“以我为主”,往往是利弊兼得。
某二线城市的一位盒马海鲜供应商也表示,自己只能供应小品类的海鲜,而像梭子蟹这类“爆款单品”,往往都是盒马直供。
据地歌网了解,盒马在国内的直采商品主要分为产地直采和本地直采,类似赣南橙和阿克苏苹果,盒马是直接深入到成熟的产区基地采购;而各类常见的果蔬、肉类商品,盒马是与本地供应商合作,以保证当天采摘、加工的商品,当天就能上架售卖。
由于门店运营和配送端的高成本,盒马必然要深入产地采购商品,或者不断向源头靠近,以优化流通环节,减少中间成本,最终提升整个链路的经营效率和利润率。
最新数据显示,盒马目前在全国拥有550多个直供直销基地、41个销地常温和冷链仓、16个销地加工中心,以及6个销地鲜活暂养仓和3个产地冷链仓。
而在产地直采的建设上,盒马更是不断强化“以我为主”,严控各链路、各环节:重要品类往往收归总部集采、在农产品产区发展“盒马村”、大力开发自有品牌……
“强把控”的源头直采策略,也确实收获了成效。
在上海,对比盒马鲜生和叮咚买菜的商品价格,盒马“略胜一筹”。以江苏南通的鲜活基围虾为例,盒马鲜生上100克售价约7.16元,叮咚上100克则为7.96元。
另外,以同产自贵州的黄牛嫩牛肉为例,叮咚买菜上100克售价达15.9元,盒马则为14.95元。
要知道,盒马虽然与叮咚买菜一样提供“配送到家”服务,且“免配送费”门槛更高(盒马为49元、叮咚为28元),但一间盒马大店的房租及运维成本,远高于叮咚买菜的一间前置仓。
可见,盒马商品有着“相当不俗”的性价比优势。
盒马“外表”上虽有着网红般的高大上气质,但在价格端,盒马不断优化流通环节、对后端供应链严格自控,也着实严选出一批质量优良、价格相对适中的产品。
但盒马这一“以我为主”的思维,从供应链端复制到门店端,也衍生出新的问题。
盒马成立之初,就带有极强的“网红”属性。
门头悬挂的蓝色盒马标识、身处地标性商业区的选址、广为流传的“马云吃帝王蟹”照片……各类“流量”元素加身,盒马成为了不同城市的“新地标”,更是众多传统商超到访学习的“尖子生”。
网红标签下,盒马发展中期的开店速度也极为迅猛。从2018年7月到2019年9月这一年多以来,盒马的门店数从64家激增到170家;截至2019年底,盒马的全国门店数已经达到197家。
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盒马全国门店净增长133家。
高潮过后,故事的走向却极速转折:2019年5月,江苏首家“盒小马”门店正式关闭;同月,盒马鲜生昆山店停业;一年后,盒马鲜生宣布退出福州市场。
不止是盒马,京东七鲜、苏鲜生、永辉超级物种都自2019年起开始“熄火”,而在这一轮关店潮中,当年红极一时的“新零售”模式,泡沫也被逐渐戳破。
“网红”盒马自然也放慢了脚步。
据盒马官网及相关报道的数据显示,在区域分布上,江浙沪、广深和北京等城市及地区的门店数,占到盒马门店总数的近六成左右,仅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盒马门店数,占比就超过三成。
结合开店速度与门店分布的情况看,北上广深的盒马大店数量饱和,而盒马鲜生标准店在向中西部及北方城市扩张时,速度明显放缓。
难道盒马只是一线城市的“宠儿”?
不难理解,一线城市的新中产人群居多,盒马的高品质商品也更受青睐,而平日通勤繁忙的白领阶层,更能享受盒马的配送到家服务。
盒马在一线城市有着忠实的消费人群,而侯毅也在2020年时表示,盒马在京沪两地的门店已实现全面盈利。
盈利“喜讯”背后,更多细节值得关注。一方面,成立四年后,盒马才在两座城市实现盈利,这一速度也不禁令人唏嘘。
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在盒马向京沪之外更下沉的市场扩张时,还能否继续保持盈利势头?
以福州市场为例,根据新华都转让新盒科技(福州盒马)的公告显示,2018年盒马在福州亏损5883万元、2019年上半年亏损更高达4044万元。
在零售赛道,福州是比较特殊的城市,当地有永辉和朴朴两大本土企业,这两家“地头蛇”共同分食着有限的市场份额,竞争处于下风的盒马,也只得黯然退场。
不过,“福州案例”所反映的,是仓店一体和即时到家模式自身的需求天花板,尤其在三线及以下的城市,消费者时间充裕,菜市场仍是生鲜消费首选场景,再加上用户选择也变得更多了。
前置仓、社区团购、各类尝试到家或自提服务的社区门店,都在共同分食即时零售的市场蛋糕,即便这是增量市场,但涌入者众多,盒马受到的打击自然也不小。
盒马的差异化优势何在?
到今天,盒马鲜生落地新城市时,依然能吸引大批客流,下沉市场的需求并没有被“喂饱”,但当年被商超参照学习、马云到店参观的“网红”盛况早已不再,一切浮云也都在逐渐退散。
各类零售新业态层出不穷,“网红”盒马又如何自处?
在盒马鲜生开业之初,消费者在门店下单必须使用盒马App结算,不能用现金、微信支付,甚至连支付宝都不通行,这一度引起了极大的舆论热议。
推行“独家App”结算模式,这一举措旨在提高盒马App的装机量,并且将用户数据“圈在”盒马自家的田地里。
设想如此,但真实现状如何?
盒马自建“数据围栏”的做法并不稀奇,只接受App结算也称得上盒马的“大胆创新”,但放在今天,限定支付渠道的模式已经不再有新意,甚至成为一种“负担”。
在新零售风靡的那些年,京东、苏宁、永辉在数字化支付的基础上,更是大力完善线上的会员、拼购等体系,但这些本身都是技术工具,在零售业态无法改变原有供销路径时,各类门店创新最终都是“一地鸡毛”。
回到最本质的问题:新零售到底“新”在哪?
新零售的“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互联网思维,即平台对原有商业模式进行效率升级和标准化;曾经的网约车之于出租车行业、外卖之于传统的门店叫餐模式,皆是如此。
在零售领域,改造传统模式就必然涉及到升级供销链路,即实现“商品从源头直达消费者”的模式,这也极为考验一家企业的组织和运营能力。
如前所述,盒马正在持续改造商品流通环节,但在门店扩张上,“以我为主”的全自营模式,也成为盒马的阿克琉斯之踵,还带来了巨额亏损。
除开店本身的高成本外,全自营模式也意味着,盒马每进入一座新城市,都需要自建仓配及物流体系,并遴选当地供应商;如果销售额不能覆盖这些成本,盒马自然也会遇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
困难犹如“铁索连环”,盒马又何去何从?
面对相类似的难题,社区团购给出了新的解法:社会化协作。社区团购的中心仓从专业物流园区租赁、网格仓是加盟制、团长是分佣制,大量网格仓司机都是从货拉拉上招来的。
社会化协作模式大幅降低社区团购的履约成本,每单履约费用甚至仅有1元,并且调动了大量闲置但有效的社会资源。
实际上,商业创新往往会导致“此消彼长”,社区团购确实冲击了连锁商超及菜市场的业绩,但也在履约链路上创造出更多工作机会,进一步建构起新的电商基础设施。
即使社区团购履约仍需迭代,但也代表了新的方向。
不过,侯毅似乎对“实体店”模式有着执念,他唱衰前置仓、不看好社区团购,即使到今年的新业态“盒马邻里”,仍是以自提店为表,行社区团购之事;即使侯毅否认“盒马邻里是社区团购”的观点。
从2019年至今,侯毅的汇报对象从CEO张勇变为总裁戴珊,最后又换回张勇,侯在阿里内部似乎也经历了事业的起伏波折。
现在,盒马邻里或许是侯毅的“正名之战”,这一业态专攻大城市近郊及下沉市场,目前全国门店数已超过400家。有业内人士也向地歌网透露,盒马目前正主攻“X会员店”与“盒马邻里”两大业态。
不过,近期有消息传出,盒马邻里已经暂时退出广州、深圳两地,这也是其成立五个月以来的首度关城。
未来的盒马,究竟会去向何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T老友记”(ID:itlaoyou-com),作者:李明轩,来源:地歌网,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