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开枪的杀手们害怕什么？被忘记姓名

本文将不会出现任何一个枪手的名字。

5月24日，美国德州罗布小学发生了校园枪击案，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个孩子，和2个教师。

紧急救援人员聚集在枪击现场附近。｜DARIO LOPEZ-MILLS/ASSOCIATED PRESS

令人震惊的悲剧发生后，关于控枪的争论又一次开始。

的确，枪支是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枪支易得，人均拥有的枪支数量全世界最多。而研究显示，人均拥枪量越高，公共场所大规模枪杀案件就越多。

在美国，校园枪手大多是合法获得武器的。虽然很多枪手有精神和心理病史，但这些病史并不会让他们在美国买不到枪支。

一个建议是，如果一个人曾经表达过对杀人、自杀、大规模枪击案感兴趣，这个人就不该被允许合法拥枪。

然而，枪支的问题在美国实在是历史悠久而纠葛太多，很多研究者不得不转向另一个方向——

如何减少校园枪击案。

警察在发生枪击事件的罗布小学外巡逻｜ DARIO LOPEZ-MILLS/ASSOCIATED PRESS

通向校园杀手的“五阶段”和“五条件”

每一个校园枪击悲剧，都不是单一因素导致。

有研究总结出这些校园杀手的形成之路——

一、慢性压力阶段：在童年或青春期经历一些长期的伤害或挫折，导致孤单，

二、无法控制压力阶段：由于孤单、社会隔离，导致了缺乏“亲社会的支持系统”，于是压力累积而无法消除，

三、急性压力阶段：发生短期的负面事件（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想象），对个人来说特别具有破坏性，心理健康急剧恶化，

四、计划阶段：急迫地想恢复控制感，开始幻想大屠杀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和出路，开始行动，为屠杀做准备，

五、大屠杀阶段：使用枪支，在校园等公共场合大屠杀。

这五个阶段连续发展，每个阶段都增大了风险。

此外，校园枪手大多符合五个条件——

①认为自己在社会里处于极端边缘的地位，

②有社会心理问题，例如精神疾病、严重抑郁或反社会精神变态等，放大了个人感受到的社会排斥

③自己思考出了解决方法——武器攻击，以改变自己的声名，从一个失败者，变成一个恶名远扬者，

④执法和治安系统失灵，即使枪手发出了一些信号，但没有被监测到

⑤获得了枪支、炸药或其他武器。

但仅仅是根据这些条件，或者任何一个“枪手特征清单”，都不足以找出所有的枪手。

还需要别的预防和阻止办法。

枪手特征清单还不够，需要有别的预防和阻止方法｜Unsplash

美国特情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研究都认为——要“事先认出谁会去大规模枪击”，是很难或者基本不可能的。

去学校等公共场所开枪的人的确有些特点，比如枪手大多是男性——但绝大多数男性绝不会犯下这种罪行；枪手大多有精神健康问题——但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也是非暴力的。即使将搜索范围缩小到最高危的人群，这种搜索也远远不够精确，很可能会给一大堆守法公民找了麻烦，却遗漏了真正的杀手。

不过，有个办法可以找到真正的枪手——他会自己说出来。

枪手其实大多难以抑制自己吹嘘的冲动。研究发现，校园枪手大多会事先“泄露”（leakage），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吹嘘、暗示、威胁、表达自己的暴力态度、描写自己的暴力幻想、预言即将发生的暴力事件、发出最后通牒。越是年轻的枪手，越可能泄露。

2014年加州伊斯拉维斯塔的枪手，不仅在网上发布了《惩戒日》视频，还给亲友、老师和心理医生发了一篇又臭又长的10万字自传体宣言《我扭曲的世界》。

他们忍不住。

另外，枪手们有时还会对他们认可的人发出警告，比如劝朋友在某天不要去上学，或者不要去学校的咖啡厅——因为那是他将要杀人的时间地点。

美国特勤局的研究发现，在81% 的案例中，“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袭击者正在考虑或计划袭击学校”；在59% 的案例中，甚至不止一个人知道。FBI在2018年的一个研究显示，56%的人在攻击前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暴力想法和意图。

问题在于，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人，经常不愿意报告执法部门。原因有许多：一，他们会觉得那是开玩笑，识别不出真正的危机，二，担心主动举报后，自己会被枪手盯上，惹祸上身；三，觉得别人会举报，自己无需做；四，如果枪手是自己的好朋友或家人，举报似乎就是在“背叛”；五，举报了，可能也没有用。

FBI的研究显示，举报有时真的没有用。2000~2013年美国发生的枪击案里，有41%的枪手曾经被举报“行为令人担忧”，但并没有被阻止，枪击案依然发生了。

为什么执法部门没能认出枪手？因为这类枪手和其他罪犯不太一样。

枪手大多是“独狼”，他们身边都是普通人，和其他罪犯没有关联，在枪击之前，他们也往往没有暴力罪的案底。这就让他们很容易躲过执法部门的盘查。

1999年的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里，一个罪犯在网上写，“我很快就会去找每个人，我会全副武装，我会开枪杀了你们…… 我只想杀伤你们，越多越好。”

另一个罪犯在作业里写了个虚构故事，讲一个私立中学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文章结尾是“我理解他的行为”。

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的罪犯，曾经多次被举报到校警那里，因为他跟踪女学生，在课堂上惹麻烦，还发表自杀言论。但校警没有收到一条关键信息——枪手在写作作业里，说同学是“卑鄙的人类，人类的耻辱”，希望同学们都“下地狱”，他还写了个故事，故事主角策划一场校园大规模枪击，“杀死这个该死的学校里的每一个该死的人”。

每个玩笑，每个虚构的故事，都有一些真心的成分。

唯有广泛地培训公众，让每个人都知道，哪些言论可能预兆着极端暴力风险，应该被报告给执法部门。

有了这些枪手自爆的“泄露”信息，执法部门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美国，1999年的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范例”。

社会学家拉尔夫?拉金（Ralph Larkin）认为，哥伦拜恩枪击案里的两个枪手，为后来的许多起枪击案写下了“文化脚本”。

后来的研究显示，哥伦拜恩枪手里的其中一人，是典型的精神变态和反社会者。他缺乏同情心而擅于操纵别人，他前科累累，他用德语写“我是上帝”，他的日记里满是关于强暴和残害的幻想，他想毁灭全世界，为此他花了整整一年去策划，拍下说明自己动机的录像，写下了长长的宣言。

此后8年里，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里，有8起枪手明确提到了哥伦拜恩案，有6起简直就是哥伦拜恩的翻版。

哥伦拜恩枪击案里的两个枪手，为后来的许多起枪击案写下了“文化脚本”｜Unsplash

在马里兰的购物中心，一个枪手穿上和哥伦拜恩枪手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背包，拿着一样的武器，他甚至躲在商场的更衣室里等到了同样的时间——上午11：14。然后他出来，枪杀了两个人，然后自杀。

在西雅图太平洋大学校园，一个枪手枪击了三人，他被警方逮捕后同样提到了哥伦拜恩枪手的“指导”，称其是“所有枪手的导师”。

在哥伦拜恩案后，枪击案变得越来越“仪式化”，越来越像一场关于自我的演出。

哥伦拜恩枪手自拍的录像成为后续枪手模仿的样本，后来的枪手们拍的镜头殊途同归——先用枪指着摄像机，然后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接着两手各拿一把枪，张开双臂；特写镜头；最后挥手告别。

尽管“演出”越来越类似。但随着枪击案的增多，枪手们的个人特征变得越来越多样。他们似乎并不是一类人。

如何解释这种“枪手的多元化”？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曾经提出一个“暴乱的阈值模型”。他的观点是，在暴乱中，其实发生了某些类似“滚雪球”一样的事情。

看到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会让本来作恶门槛较高的人，也加入作恶｜Unsplash

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天生的恶徒，他作恶的门槛为“零”，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商店扔石头。

然后是作恶门槛为“一”的人，他自己一个人不会主动扔石头砸玻璃，但看到一个其他人在这么做，就会跟着做。

接着是作恶门槛为“二”的人，他看到两个人在砸玻璃，才会跟着模仿……

以此类推，直到一个在99%的情况下都很正直善良的人，除非他身边每个人都在砸商店玻璃，直接抢走物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忍不住动摇，从已经被砸的商店里顺手带走一两样东西。

格兰诺维特说，“大多数人并不想犯罪，但群体互动是这样的，由于大胆的男性行为会带来身份和地位，一旦其他人在偷车，而你不加入，你就要承担被贴上‘胆小鬼娘娘腔’标签的高昂代价。”

看到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会让本来作恶门槛较高的人，也加入作恶。

这正是校园枪击案传播开后，所发生的事情。

校园大规模枪击案犯罪者的一大动机，是追求“不朽的恶名”。

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宁可整个世界记住我的恶名，也不要默默无闻地被忽视。

美国人非常渴望和崇拜名声，也有着强烈的“追求个人成功”的自恋文化。这种文化激励出了强烈的竞争心态，成功者拥有了全世界，但失败者就要承受严重的失望、沮丧和愤怒。

很多枪手正是一个愤怒的失败者，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过上更好的生活，有资格获得更大的成功，但某些因素阻碍了他们获得成功——阻碍可能是周围的亲人或者同学，可能是“不识好歹”的金发美女，可能是“娇纵任性”的富N代……总之，这个世界辜负了他们，没有给他们“应得的成功”。但通过杀害无辜的人，媒体可能会来争相报道他们，于是他们终于收获了本该有的“名气和荣誉”……

很多枪手正是一个愤怒的失败者｜Giphy

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在接受采访时就精准地说出了枪手们的心声：“如果你认为你的生命毫无价值，你是个无名小卒，你不可能改变世界，而你想做一些事情来保证你的名字会被全国人讨论，你有什么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很多无辜的人。”

1999年哥伦拜恩的枪手录下视频，预言自己将被载入史册。2014年加州伊斯拉维斯塔的枪手则写，“耻辱总比默默无闻好。”

这种思想，培育出了很多枪手的“不公的收集者心态”（injustice collector）和“战士心态”（warrior mentality）。首先，他们一笔笔记下世界对自己的不公平——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他们扭曲的幻想。然后，他们通过充斥着暴力的自恋妄想，去弥补自己现实里的无能和挫败感，还切实地行动起来，为犯罪做计划和准备。

正因为枪手的一大动机是追求身后的“恶名”，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新闻报道和社交网络上的讨论，如果增强了枪手的声名，让枪手获得大量关注，成为反社会的“明星”……那么，其实就是在助长下一次枪击案。

校园枪击是一场枪手的表演，但这场表演需要观众和媒体的配合。

正因如此，这几年出现了“反恶名”（No Notoriety）和“不写他姓名”（Don’t Name Them）的运动。这些运动号召：

除非枪手还在逃，需要追捕，否则不必长篇累牍地报道枪手的名字、照片、人生。这些交由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来研究。如果需要报道，可以用代词或者简写。

报道整个社区的悲恸和坚韧。报道那些受害者的名字，他们的照片，他们被夺走的人生。报道那些挺身而出、阻止枪手的英雄，让英雄们的名字和照片广泛传播。

不要让潜在的枪手升起对媒体报道和关注的渴望。

擦去他的姓名｜Unsplash

虽然枪手们总是把自己不如意的生活全部归咎于外部世界，但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们知道自己也负有部分责任。但他们的自我狂妄自大同时又脆弱无比，他们无法承受自责，无法承受自我怀疑和那种自己毫无价值的感受。

于是他们每天说服自己，自己没有错，自己比其他人更优越，自己本来就值得更好的生活……而世界辜负了自己，所以，就算杀掉无辜的人，也只是世界对自己的应有补偿。他们幻想着，通过大屠杀，他们眼中的“压迫者”付出了代价，整个世界将战栗着承认，他们是最强大、最聪明、最优越的。

而证明他们错了的一个办法就是——

让枪手生前和死后，都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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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游识猷，编辑：小毛巾，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