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彭金章逝世 曾主持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

考古学家、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彭金章先生，于2017年7月29日中午逝世，享年81岁。

1963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在此后的23年中，他专注教学，一手建立起了武汉大学考古专业。1986年，经慎重考虑，他决定放弃教职，来敦煌陪伴分居了19年的妻子、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原本只是想成全小家庭的温馨，没想到敦煌却成了彭金章的福地，为他带来了学术上的一系列成就。

来到敦煌之后，彭金章迅速选定莫高窟北区作为研究对象，而在当时，北区被认为是敦煌艺术的荒漠。它一直被认定为僧人居住区，除有少量壁画洞窟之外，北区洞窟甚至连编号也不全。同事都劝彭金章别啃这块硬骨头，但他觉得，“即便北区没有文物，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我把所有的洞窟编个号这也是一种成果嘛，也是一种工作吧！”

从1988年开始，以彭金章为首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用7年时间，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终于让北区洞窟重见天日。此处出土的近千件珍贵文物，向世人证明了北区也是文化的宝藏，而非一片荒漠，也为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

这批珍贵文物包括48枚回鹘文木活字，波斯银币，大量的蒙文、藏文、回纥文文书，其中许多文书是世界孤本。彭金章生前曾指出，活字印刷虽说北宋年间就已发明，活字实物却迟迟未见，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这批回鹘文木活字被证实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实物，对研究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是彭金章发现的这些珍贵文物，证实了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除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工作外，彭金章还主持了莫高窟96窟等遗址的发掘，曾负责甘肃省锁阳城址、骆驼城古墓群等处的工作，著有《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三卷本，文物出版社，2000-2004）、《敦煌石窟全集·密教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神秘的密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主要论文有《敦煌莫高窟考古新发现》、《莫高窟北区考古纪略》、《莫高窟第14窟十一面观音经变》、《莫高窟第76窟十一面观音经变》、《莫高窟第14窟十一面观音经变》、《莫高窟第76窟十一面八臂观音考》等数十篇。

彭金章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的丈夫。樊锦诗守护敦煌54载，季羡林称赞她“功德无量”，2009年樊锦诗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100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相较之下，彭金章更少出现在聚光灯下。

1963年，彭金章与同班同学樊锦诗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这对情侣第一次被迫分离：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樊锦诗则前往敦煌工作，两人相约3年后在武汉结婚。期间，彭金章曾应妻子之邀前往敦煌，初见之下觉得莫高窟的生活十分可怕：“这里就几十个人，交通也非常不方便，生活条件也差，土房子、土桌子、土凳子、土书架，一切都是土的，喝的是苦水。”

彭金章眼里的苦日子，樊锦诗却甘之如饴。1967年1月15日，彭金章与樊锦诗结婚了，但樊锦诗对敦煌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恋，不愿前往武汉，而彭金章正着手建立武汉大学考古系，也极为繁忙，两人便隔着大半个中国，渡过了长达19年的异地生活。

1986年，彭金章决定去莫高窟北区，一方面开展考古工作，一方面离妻子更近些。樊锦诗对丈夫的付出十分动容：“我先生真是为了这个家做了很大付出，不仅当时孩子是他带，后来还调到这儿来，不算大改行，还算小改行，他本来是搞夏商周考古，而且是搞教学的，到这儿来不搞教学，搞佛教考古了。”

在去世前，彭金章仍在配合老伴，积极推进莫高窟的数字化工作。早在2007年，樊锦诗就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方案，以数字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敦煌的精美文物。游客不需进洞，就可以在数字影院中体验全方位、立体化的洞窟场景，从而压缩洞内游览时间、减少对洞窟文物的破坏。彭金章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开放北区原本已经提上日程，不过，莫高窟日后的参观模式将发生变化，或许北区将继续保持神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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