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慨叹“南朝四百八十寺”：成都大量南朝造像佐证此句不虚

本文刊于四川日报4月24日第10版、文化副刊《天府周末》版面。

川报观察记者 吴晓铃

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

在南北朝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

相比龙门、云冈石窟留下的北朝造像艺术精品，

曾经让杜牧慨叹过的“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教盛况，

却鲜有遗物。

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映世菩提”特展，以最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诗句描述的绝非妄言，并同时证明早在南朝时期，成都与当时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一带）、建康（今南京）、长安（今西安）等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心。

为何在成都集中发现？

成都发现南朝造像始于清末光绪年间。一百多年来，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宽巷子、下同仁路、彭州龙兴寺以及四川境内的茂县、汶川等地，都陆续有南朝造像出土。然而南朝时期，宋齐梁陈的国都都在建康，迄今为止，南京只有附近的栖霞山保留了少量南朝时期的摩崖石刻。为何佛教造像反而在成都地区大量出现呢？

这不能不提到南北朝时期成都的特殊地理位置。“映世菩提”特展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南朝宋、齐时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因战乱受阻。此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路河南道作用明显。西域僧人也多取河南道至河西地区的凉州入巴蜀，再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河南道在蜀地境内分为岷江支道和白龙江支道，茂县、汶川就是岷江支道的必经之处。

此次展出的众多文物，彰显着古代成都这一区位优势。来自四川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上世纪20年代发现于茂县。其上尚存的铭文显示，造像碑的修造者正是来自西凉的僧人玄嵩。魏敏表示，中国早期佛像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多为袒露右肩的形象，但这件来自茂县的造像，虽然主体风格承袭印度，但造像已经披了通肩袈裟，胸前系带打结，结带下垂于袈裟之外，是典型的“褒衣博带”样式。这种衣服样式在南朝非常流行，彼时的僧人将其用于佛衣，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漫步展厅，可以看到大量近年出土的南朝造像，它们折射出彼时成都佛教造像的兴盛。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全国唯一一件全身阿育王像，此次也首度公开展出。阿育王像，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王阿育王和他的四女儿造的释迦牟尼像。南朝梁武帝效仿其以佛治国的理念，造了大量阿育王像。他们统一呈现高肉髻、高凸颧骨和八字胡等特征，明显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通肩式袈裟的样式，又是受到秣菟罗（古印度的一个地名）样式影响。这种样式，衣纹如“曹衣出水”，轻薄贴体。而到了中国，虔诚的工匠们虽然仍保留了小腹突出等原有特点，造像的衣饰却更加厚重，融入了儒家文化的含蓄。

在交流中和韵共生

此次展览中，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高善穆石造像塔”，虽然能看出覆钵式的塔身风格源自古印度，但塔宝顶的弧面，却阴刻北斗七星以应天象。此外，在塔基处还雕刻了八卦符号。可见佛教在刚传入中国时，不仅依附于中国的阴阳八卦、谶纬和神鬼信仰，而且又与儒、道等相互融合。而另一件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越窑青瓷堆塑罐上，则可看到坐佛与飞鸟、熊等中国传统道教信仰中的瑞兽仙禽相间排列。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时期，佛像作为外来新形象，其主要起到装饰作用。

来自“佛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的考古新发现，则显示出这里的佛教造像艺术，同时受到南朝和印度的影响。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黄晓枫介绍，邺城是东魏和北齐的国都。在北魏后期，受孝文帝汉化政府影响，邺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像大量出现。北齐时，则受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菟罗风格的影响，发展出透雕的菩提树为背屏的“龙树背龛”新式造像。这种风格历史上仅存20多年。

当然，南北朝造像艺术最终在不断的交流中和韵共生，绽放出佛教造像的艺术魅力。

西魏攻取蜀地之后，曾将益州高僧50人迁入长安。此次展览可以看到，成都商业街等地出土的饰满璎珞的菩萨像，肢体轻盈灵动；到了长安，这种饰璎珞的菩萨圆雕像也一脉相承。而在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山东青州，北魏至东魏早期的造像体现出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自东魏晚期起，轻薄叠褶服饰的造像则开始兴起，最终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州样式”。亮相展览的14件青州龙兴寺出土造像，一改“秀骨清像”的审美，形成面型丰颐、衣纹简洁的薄衣佛像风格。它们也成为整个南北朝时期，汉式佛像艺术与印度笈多艺术完整融合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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