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考古与中华文明之山东考古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邹平丁工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山东考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序列清晰，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山东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目前发现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40余万年前的沂源猿人是山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到距今约3万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山东地区发现了百余处细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两个地区。扁扁洞遗址为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10500年至9500年，有了简单的夹砂陶器、磨制石器、用火遗迹。扁扁洞遗址的生业经济仍处于狩猎与采集阶段，但陶器的使用、半定居的状态都为农业生活方式的适应准备了条件。

城子崖遗址出土陶鼎

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年—7300年，主要分布于泰沂山脉北麓的山前平原地带。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大型房址、墓葬和濠沟，大型陶器、磨制石器和陶塑等原始艺术品，动植物考古表明后李人以渔猎、采集和粟作农业为生，为广谱性经济，社群组织小型化，部分遗址应为季节性聚落址。小荆山遗址发现有分区的墓葬和环濠，表明社会进入了定居的农业社会。

到北辛文化时期（距今7300年—6000年），北辛文化的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已经遍布胶东半岛、苏北和鲁中南，遗址达百余处。北辛文化的农业经济更加繁荣稳定，进入了平等的氏族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不明显，墓葬有分区、分群和分组的现象，说明社会成员归属于不同社群，构成了以家庭、家族和氏族等多重社会组织。北辛文化受到了中原斐李岗文化的强烈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以中原文明对海岱文明的影响为主。中原文化对东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大汶口文化早期。

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南和苏北地区，彩陶艺术受到了中原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并发展出东方特色的彩陶艺术。到中期时，大汶口文化逐渐走向繁荣，社会分化加剧，聚落遗址增多，已经分布至整个山东地区。到晚期时，大汶口文化达到海岱史前文明的顶峰，鲁北、鲁南和鲁东出现了焦家、西康留、岗上、丹土等数座大汶口文化的城址，代表了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汶口文化墓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大、中、小型等不同规模的墓葬，说明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而且，大型墓葬中出现了一些文明因素，如棺椁制度、成套酒食器等礼仪用器、葬猪或狗的习俗、绿松石镶嵌技术、玉兵器等，这些文明因素被夏商周三代文明所继承，如在夏都二里头遗址中就发现有源自大汶口文化的玉戚，绿松石镶嵌技术等，商文化中的葬狗、人殉习俗也来自于大汶口文化之中。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来源之一。

丹土遗址出土玉牙壁

距今4400年前后，在江淮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大汶口文化过渡至龙山文化。山东地区进入了城邦文明阶段，出现了十余座城址，主要分布在鲁北一线和鲁东南地区。海岱地区人口快速增加，遗址增多，中心聚落普遍建筑城址，发展出了新的区域性中心。发达地区聚落以城为中心并且连接成组成群，说明出现了区域性的政治联盟，如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丹土-两城镇与尧王城遗址群，鲁北山前地带的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遗址群，鲁西的景阳岗－教场铺遗址群等。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细胞进一步小型化、社会风貌的世俗化，宗教神权衰落，世俗王权进一步加强，这从社会制度上开启了夏、商、周三代以城邑为中心的城邦时代的序幕。

两城镇遗址出土玉圭

大汶口文化自中期开始向外扩张，这一时期还仅见个别文化因素或墓葬出现在山东之外的周边地区。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时，东方文化因素更加强势扩张，与之相伴，东方人群也开始了西进和移民的浪潮。其中一支顺着沂沭河南下到达淮北地区；一支至豫东南的淮阳地区；另有一支顺着黄河西进，促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形成。在襄汾陶寺、芮城清凉寺和临汾下靳墓地等遗址中都可见明显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表明这些遗址中存在部分东方人，而且这些人群构成了社会的上层和部分社会基层。这些文化因素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而是在大汶口文化因素基础上的创造，这说明在中原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动中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从历史文献上看，尧舜禹时期的尧、舜、羿、皋陶等族都具有东方族群的文化基因，孟子就曾说舜“东夷之人也”。现在许多考古学和历史学家均认为尧都为陶寺遗址，而陶寺文化中的棺椁制度、彩绘图样、绿松石镶嵌技术，墓葬中用猪的葬俗和陶器中的大口罐、折腹尊、高领尊、折腹盆、圆肩壶、小折腹罐、大口缸，玉器中的琮、牙璧、刀、戚、钺等都来自于东方。东方文化因素是陶寺文化礼制的主要构成部分，这种礼制的传承也延续到三代时期，从而使东方文化因素渗透进夏商周三代礼制之中。这与历史学家以文献所构建的中国早期历史格局如“夷夏东西”“三集团”说高度契合，也正符合儒家所称的“礼失求诸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传统观念。

城子崖遗址岳山文化祭祀坑

夏代时，中原地区主要属于二里头文化，东方为岳石文化（距今3800年—3400年）。夏都二里头遗址中也发现有少数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但是总体上夷夏对立，关系不是很紧密。史载“禹兴于西羌”，夏人是西人入主中原，与东方族群联合创造了夏王朝。夏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中原龙山文化，二是淮北地区汝颍流域的龙山文化因素，三是来自西北地区以花边罐、牙璋和铜牌饰等为代表的齐家文化因素。其中礼制方面以第三类为主。第一、二类为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基础代表了社会基层的构成。其中第二类因素的形成正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时扩张至淮北的人群所创造的，文献中说夏王朝的姻亲为东南方的夷人，这一地区在商周时期被称作越人，越人自称大禹之后，又有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记载。这种文化格局和构成不正是对文献记载的印证吗？所谓夷夏关系，不仅是以夏变夷，首先是由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构成华夏文明，三代之前并没有夷夏之分，在夷夏共建华夏之后才有了夷夏之别。东方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朱封遗址出土玉冠饰

海阳司马台遗址出土玉璋

商代时，早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和谐并存了一百年时间，中商之后，商文化逐渐往东方扩张，到晚商时期，除胶东外，整个山东地区都属于商文化的分布区。西周时，周公分封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山东地区进入了齐鲁文明时期。山东地区逐渐融入中原文明之中。鲁国唯周礼是尊；齐太公对夷人“因其俗，简其礼”，开放而包容，创造了东方的泱泱大国。

东周时，周王室衰徽，北方戎狄入侵中原，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维护周王室权威。因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战国时，六国纷争，最终秦国一统天下。秦人虽然崛起于西垂，但是《史记·秦本纪》《孟子》《清华简》等文献都记载秦人为少昊之后，源于淮泗地区的赢姓，于商末周初迁往西方，“在西戎，保西垂”。秦文化考古也提供了对这段历史事实的证据。在争霸过程中，各国都为统一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其中，尤以秦、齐在制度上的准备最为全面和有效。此外，秦国和齐国也在宗教意识形态上为统一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秦以变法强国，齐国设立的稷下学宫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中国先秦思想的繁荣。东方地区鲁国所具有的鲁家传统，也逐渐在汉代之后走向前台，与秦、齐创建的国家政治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大传统的两个方面。田氏代齐之后，齐国由陈姓统治。陈姓为虞舜之后，自当来源于东夷，战国虽七雄，但东西齐秦两大国都有东方文化基因，最终秦统一全国。

秦统一后，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措施，又热忠于巡狩和封禅，重点区域是东方，尤其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地区为主。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始皇三年，东巡郡县，祠邹峄山，封泰山，禅梁父，立刻石，又东游海上，礼祀名山大川及八神。山东境内祭祀八神的八主祠已经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目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对瑯玡台进行考古发掘。据文献记载该地为祭祀四时主的地方，秦始皇曾于28年（公元前219年）在台上立刻石。二世元年（前209年），秦二世于秦始皇刻石旁复刻诏书。秦刻石陆续被毁，至今唯有泰山刻石位于岱庙，秦二世刻石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秦刻石

秦虽二世而亡，但是汉承秦制，周秦汉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宗教和文化基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和基本的社会规范。汉代儒家杂糅了道、法、阴阳等百家思想，体现了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因此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也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西汉时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中原，汉朝统治者采用了战争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在与游牧民族及中西亚文明的互动中，汉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最终形成，历经两千余年传承至今。自汉代至明清，虽然王朝有盛衰分合，但是中华民族文脉不断，中华文明绵绵不绝。

琅琊台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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