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失败的读书人，往往成为王朝的掘墓人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他者的眼光”，域外汉学研究很受关注。与史景迁等人一样，宫崎市定的历史写作通俗易懂，引起了一股译介热潮，中译本已有二三十部之多。《科举史》译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云超解释“宫崎热”兴起的原因时说，除了能把学术著作写得“火星人都能看懂”，他的视野还非常宽广，尤其注意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范围，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宫崎市定写的不仅是一种考试制度，而是把科举制度放在官员选拔的角度来考察，对重新看待科举制很有启发。”他认为。

科举制度也是“考试地狱”

第一财经：宫崎市定看待中国科举制度的视角，与国内学者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马云超：科举制度在国内学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知网中检索“科举”，可以得到上千条结果。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五卷本《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国内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宫崎市定的这本《科举史》出版时间很早，然而，正是有赖于宫崎这一局外人的身份，才能够对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记述，对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有比较清晰的定位。

《科举史》中有不少宫崎本人的创见。比如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标志，传统观点认为是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宫崎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创立之初，进士科在地位上远不及秀才科，而秀才科早在汉代就已存在，隋朝只是加以承袭而已。宫崎认为，九品官人法制度里的中正官停止职务的开皇三年，或是彻底废除的开皇十五年，可以作为科举制度成立的标志。不难看出，宫崎是把科举理解为取代九品官人法的官员选拔制度，九品官人法的终结意味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换言之，宫崎市定并非就科举而论科举，而是把它放在官员选拔制度的历史演变这一线索上加以考察的。

如果更进一步深入，宫崎这一观点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理论支撑，那就是京都学派的中国历史分期论，这一理论将中国的东汉到唐后期的历史称为“中世”，这一时代的特征是贵族制。尽管九品官人法的初衷是选拔人才，但在经历南北朝后早已成为维护贵族制度的工具，而九品官人法的废除、科举制的登场，正是为唐末五代贵族制度走向消亡、宋代以后进入近世的平民社会准备了条件。

第一财经：《科举史》中把科举考试比作“考试地狱”，你怎么看这个提法？

马云超：“考试地狱”首先是指科举制度叠床架屋般的考试流程。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狭义上的科举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三部分。但是，参加乡试必须具备生员的身份，而获得这一身份就是必须通过童试，童试又分成县试、府试和院试，只有通过这三场考试才能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不光如此，乡试之前还有科试，会试前后分别有举人覆试和会试覆试。即使是作为科举考试终点的殿试，其后还有相当于殿试覆试的朝考。设立如此繁琐的考试制度，初衷是确保科举的真实性和公平性，但对于考生而言无疑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另一方面，“考试地狱”还体现在科举的通过率很低，竞争十分激烈。考生想要金榜题名，不仅要通过程序繁琐的一次次考试，更要在千军万马之中脱颖而出。书中提到，唐朝就有“应试进士者百人，及第者一二”的说法；宋代应贡举的举人数量多达一万三千人，其中能够参加殿试的不到十分之一，落第者超过一万人。明清时期虽有“扩招”，但出现考试和任官脱节的现象，大量进士被闲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多了，但官职数量不变。因此，每次科考都会产生大量的落榜者。由于古代科举考试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上升途径，如何安置数量庞大的落榜考生也是令朝廷头疼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

高考才真正实现了平等

第一财经：的确，宫崎市定也特别注意到，从唐代末年藩镇中的谋士到清末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都是科举失败的读书人。王学泰在《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也谈到元朝废除科举制后，大量底层读书人沦为流民，最后加入元末起义。从这些历史中是否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王朝无法为读书人找到出路，一旦这样的人多起来，可能就会成为动摇王朝统治的破坏力量？

马云超：实际上《科举史》中还提供了更多的落第考试的例子。比如，唐末的李振是落第的考生，朱温进入洛阳后，就是他鼓动把三十多名公卿扔进了黄河。宋仁宗时期的张元昊是因为科举不第而投靠西夏，做了李元昊的幕僚，后来在边境纷争中让北宋大吃苦头；神宗熙宁年间的徐百祥，也是因为科举失意而勾结交趾王，引发了南方边境的兵祸。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也被认为是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读书人本身很难直接成为动摇王朝统治的力量，俗语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一个王朝走向末路时，它的社会矛盾一定是多方位的，多个阶层都被赶到了统治的对立面。在这些对立阶层中，读书人可能只是一部分，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结合可能使反对者的势力呈现几何倍数增长，比如朱元璋必须有刘伯温这样的谋士帮助才能起兵成功，否则单纯的农民起义是很容易被朝廷剿灭的，因为农民没有具体的目标，需要读书人去帮助提供。从这一角度而言，如果一个王朝无法为读书人找到出路，确实很可能成为动摇王朝的破坏力量。

第一财经：古代平民通过科举制度实现阶层上升，但《科举史》中也说，清代考生身份上还是有“四民”限制。从这个角度讲，高考制度是不是才真正为阶层跨越提供了机会？

马云超：我们常常比较含糊地使用“古代科举制度”的说法，但科举制度作为一项延续1300多年的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公平性层面上更是如此。以唐朝为例，底层民众能够参加科举的比例其实非常有限，当时的考生主要来自崇文馆、弘文馆、太学、四门学等高等学府，而这些官学通常只接收官员的子弟。即便通过了科举考试，在任官前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即“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吏部被称为“贵族的牙城”，有多少平民子弟能够通过铨选就不言而喻了。直到宋朝以后，伴随贵族势力的消亡、平民阶层的上升，加上殿试成为定制，吏部的铨选沦为形式，科举制度才真正朝着公平化的方向迈进。但即便如此，在科举制度鼎盛的清代，考生身份上依然有“四民”限制，这些限制有些源于考生自己，有些则是源于考生的家庭背景。从这一角度来说，今天的高考制度确实可以说是给所有人提供了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每当有替考、舞弊等事件被曝光时，往往就会群情激奋，因为破坏了高考制度最基本的公平原则。

当然，公平性固然重要，但多元的上升渠道同样重要。前面提到，科举落第者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这些人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并非因为机会不公平所致，而是在以考试为选拔形式的科举道路上无法找到自己的希望。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具备多元的阶层跃升通道，《科举史》里面也介绍了多种科举以外的官员任免途径，比如翻译科举、武举等，但这些通道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依然过于遥远。近年来，教育部门也提出要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我认为也是在朝着多渠道实现阶层上升的方向前进。

宫崎市定历史观的现实意义

第一财经：《科举史》是1946年在日本出版的，为什么70多年过去了，还有必要被译成中文？

马云超：宫崎市定是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在日本名气很大；但在中国，直到他去世的1995年前，几乎都没有什么影响。上世纪60年代，社科院曾以内部读物形式翻译出版过他的论文集，当时对他的定性还是一个“用心险恶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

2000年后，国内陆续出版过一些宫崎的作品，反响都不大。真正意义上的“宫崎热”是从2015年的《宫崎市定中国史》开始的，此后译著不断面世，比如《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东洋的古代》《宫崎市定人物论》等等，几乎每一种都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年龄段读者的喜爱。

中国出现“宫崎热”的原因是什么？换言之，宫崎市定的学术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宫崎市定的论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历史可能是门槛最低的学科，具备基本学识的人都不妨来高谈阔论一番。但非常奇怪的是，历史学专业论文又往往呈现出十分高深的架势，甚至带有些八股的味道，令爱好者们敬而远之。宫崎的作品恰好避免了这个矛盾，擅长将深奥的历史问题以平实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历史不能清楚到连火星人都看得懂，那就不能称为历史”。

另一方面，宫崎市定虽然是一名东洋史学者（日本学界将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历史称为东洋史），但他始终具有东西方交通的视野，注重东西方历史间的联动关系，宫崎所讲述的中国史，不仅是中国本身的历史，更是世界史中的中国史，让读者了解到每一阶段的中国史如何与世界史发生互动。当前，全球化的局势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期，民族主义开始泛滥，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找准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定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宫崎市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眼光，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科举史》

[日]宫崎市定 著

大象出版社 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