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黄庄年轻人艰难的200天：低薪等待，离京转行，或者成为抖音网红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 倪文，编辑 江岳。36氪经授权发布。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因入不敷出而倒闭跑路、人去楼空的比比皆是。转战线上是策略，教育机构却也不得不应对家长关于退课退费、课程降价的需求。

在这场转移阵地的保卫战里，处于行业里头的人日子也并不好过。疫情最严峻的几个月里，他们有的停职停薪，有的离职转行，有的甚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北京这座城市。

进入立秋的第三天，即8月9号，教育机构的老师们和相关从业者等来了春天。相关文件指出，全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可申请线下复课。

然而，疫情反反复复，他们很难坚信春天会于此停留太久。

万宝君市场运营从业6年

在东三环朝阳区的一家少儿教育机构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门店。正门正对着的那面墙有一处玩具区，各式新款玩具叠罗整齐，一旁摆着两个粉色的儿童行李箱，这些都是我做引流工作会用到的礼品。

上周一是疫情以来，我第二次复工的日子。我本来的工作任务是负责通过地推、办活动等宣传方式引流。在这一周里，我设计了一场“九宫格抽奖”活动，家长抽中了奖品就要线下来门店兑取，只要露了面，就有了周旋的空间。然而这一周的时间里，为此来门店的家长并不多。

相反，询问复课时间、前来退费的家长，没有断过。

我算了一笔账，机构一个月的房租大概二十多万，加上其余费用一共三十万，大半年过去，单是支出就是一百多万。

机构入不敷出，作用到员工一方，便是自二月以来，除了几位授课的老师转战线上以外，包括我在内的营销、销售人员等十几位员工停职、停薪。

二月跟三月，机构还交一个基本工资，可交了保险，到手也就700块钱，后面就不发了。这份基本工资，差不多是平日里我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段时间，光我知道的，就有五六家教育机构倒闭、老板跑路。好在五月初，我终于收到了复工通知。然而，无常又一次打破了我的饭碗。

6月新发地市场新增新冠病例，刚上了几天班，结果我又因疫情被停职停薪。这次，我没有回家，而是在家乐福门口找了一份发传单的兼职工作，老板自称是一个房地产老板，我俩商定的工资是一天120块钱，做满三个小时，至少发出二十份传单。

我连续站了几天，皮肤黑了几度，手背上的晒斑至今还没消除。“老板”却在不断变换条件：薪水日结变成月结。我担心工资最后泡了汤，没处说理儿，不肯同意，拿到了九天的工资之后，就不做了。

钱少归少，聊胜于无嘛。

眼下，一切看似渐渐明朗了起来。昨天下午，我看到朋友圈、微信群里都在发相关文件的图片，校长第一时间也把消息发到了群里，我回复，“明白，知道了。”同事也纷纷发出鼓掌的表情包。

冯立英语老师从业8年

结束高考那段时间，我收到了朋友录制网课的邀请。

于是，一切都从一块黑板开始。我对那一天记得很清楚。朋友负责用相机拍摄，录制中间出现问题，朋友便会打断我，我们商讨过后再重新录制。

录制环境不是处于绝对安静的状态。我们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财务人员就在这里正常上班，我录课的时候对方还会笑。

就这样整整录了两天，中间几乎没有间断和休息，内容大多是讲解英语易错知识点。而这个时候的我，甚至还没有用过抖音。

是朋友帮我注册账号以及上传作品。

真正让我火起来的，是一条评测英语高考试卷的视频。视频里，我计时做了一套全国一卷的高考题，然后展示分数，再简单点评一下试卷的难度，我给出的结论是“太简单了”。

这样一条不足一分钟的短视频，达到了一千多万的播放量，让我涨了5万的粉丝。我没有做好火的准备，争议就已袭来。

有人误解我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瞧不上使用这套考题的地区，有人指责我的说话语气。那几天里，我没休息好，晚上失眠睡不着，就又忍不住捡起手机，翻看视频底下的评论。

我还不了解到底短视频是什么，就挺懵的。

但恐惧也在一点点被打破，同行朋友的劝解、家人的鼓励、网上高中生们的私信互动，让我暖心。

现在每周有三场直播，内容是讲一套高考真题。一场直播两个小时，白天我有额外的补习课要上，为了直播，我要提前空出五六个小时做题、备课，并且对各类试卷做出系统的分析。

我就琢磨：至少这不是在做坏事，而且做这件事也有意义，这个时代也应该抓住一些新的形势去表现，去给大家帮助。

许任风教培老师从业3年

1月31号的一场内部投票，对机构而言，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决定。

我在的教育机构规模不算小，学生总数大概几千人，教职人员将近一百人。

疫情期间，北京很多线下机构开始把课程挪到线上。伴随着这场改变的，是许多教育机构迫于家长“声讨”的压力，不得不在课程价格上做出让步，有的在原本定价上优惠一些，有的直接半价。

很多家长找上门来，希望我们这里也做出调整。

1月31日晚上，针对为时两个月的寒假课程，领导在全部员工都在的大群里发起投票，选项有两个：一个是全部免费，另一个是不优惠。

一大半的人选择了第一个选项，包括我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后，学校报名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我的寒假班增加了两个班，工作量也由此加大，一节课的时长是两到三个小时，多了两个班，便意味着我一周要多出五个小时的工作量。

而由这场投票一同决定的，还有老师们的“命运”：全体教职工无薪上岗。我还算是幸运，英语部门的几个负责人拿出自己的个人积蓄，补贴给有需要的人，这也让我少了一些经济压力。

相反，机构压力挺大的。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听说老板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来补足一部分资金。

好在停薪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4月，机构在发放工资、课程收费方面恢复正常，与此同时，机构还开放福利——拿出一定的股权，提供给员工购买的机会。

根据入职年限，认购区间处于1万到6万之间。因为我入职还不到一年，购买的是最低层级的股权，但经历这次疫情，我挺看好我们机构的。

我们已经线下复工了，但课还是在线上进行。在办公室，除了备课和做科研，我也要同时负责招生、筹划活动等工作。招生数量也是我业绩考核的一部分，换算成工资构成，大概占三分之一。

6月，临近暑假招生高峰期，那段时间特别忙，有时候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下午下班，我又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回家上课。

看见九月复课的相关消息，我内心已经毫无波澜，没有收到最后通知，一切都说不准。

于柳语文老师从业21年

我工作室所在的商务楼位于海淀黄庄，而这座商务楼是我待了十年的地方。

2010年，我任课的第一家教育机构在3楼，工作第五年，恰逢这家机构改革，我成了改革的牺牲品，无奈出走。

我决定单干。这一年，我搬到了9楼，租下一间屋子做教室，空间不大，最多能坐下四十个学生。我还算满意，付齐一年20万的房租，签约合同的那一刻，我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因为我是语文老师，工作室主推初中语文的课程，为了丰富课程，我在第一年也招聘了负责英语、数学等学科的老师。

疫情改变了许多。语文以外的全部课程都被我取消了，最先取消的科目是英语，随后是物理和数学，老师们相继离开，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位负责运营的助理。

转战线上，对我来说是一件仓促的事情。1月31号，我从河南老家回京。2月1号，我便赶回工作室，借助教室的多媒体讲课。因为对线上授课的软件完全不熟悉，我最初通过朋友推荐的软件不能实时互动。

在讲课的过程中，我和学生唯一的互动是：学生做题遇到问题时拍照发到群里，我来解答。

一天上十个小时的课，我连续七天在自己的工作室录课。直到2月底，更换了一款更便捷的软件，课程步入正轨，我也逐渐习惯了在家办公的节奏。

通常一个班25个学生，有一半都不开摄像头。我挺无奈的，为了更好地监督学生，在暑假课程里，我也做出相应的要求：所有学生上课必须开摄像头。

线上授课阶段，总有新生因不习惯线上学习的方式而退课，但终归是少数。

我也从不会因此而困扰。教书二十多年了，我的主要生源来自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相互推荐。春季和秋季招生各自算作一期课程，单是一期，报名的学生就能达到二、三百人，而这个数字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

今年我带的初三班中考语文成绩平均分是93.18，一共有80多个学生，我挺替孩子们开心的。

在北京发布复课相关通知的第二天，正好赶上我的暑期班课程结束。上完最后一门课，我就回了河南老家，以往我会带着孩子去国外旅行，今年打算陪孩子爬爬山。

也是这一天，我收到了一名学生的消息，消息是：我专门用竹子刻了一个东西，原先刻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后来我改成了“一半学生一半儿子”。我听了哭笑不得，但喜悦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