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传到日本,在日本国内,“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在推测蒋介石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传到日本,在日本国内,“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在推测蒋介石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的。如果掌握实权的蒋介石被杀,中国因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争而再次发生内乱,对日本是太好了”。实际上,日本最担心的就是国共两党达成和解,共同对付自己。因此,日本表面上表示静观其变,暗中却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企图使中国陷入内乱,自己继续坐收渔利。早在15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时就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日本甚至作出了难得的“让步”:15日将派至青岛镇压纱厂罢工工人的海军陆战队撤回;17日授意伪蒙古政府德王停止进攻绥东,并发电拥护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共讨张、杨;是日,日本关军也发表声明称,将对何的行动“不惜给予援助”;日本还唆使冀东汉奸殷汝耕发表加紧“剿共”、改造时局的宣言……同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宋美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告诉蒋介石,南京“戏中有戏”。蒋当然心领神会,他不能坐以待毙。17日,蒋介石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指示中央军于17至19日间暂停对西安的轰炸,并称他可能于20号前返回南京。蒋鼎文当日即携信自陕西出发,经洛阳于18日返回南京。
看到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日本急了,其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19日11时,有田约见许世英谈话达50分钟之久,探询南京对西安究竟是施行讨伐还是谋求政治解决,并明确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许世英回答说:“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并说“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
20日蒋介石没有如期回到南京,端纳提出由宋子文前往西安谈判,但遭到“压服派”阻挠,宋子文只得以私人身份于20日晨飞西安斡旋。他除力劝张学良放还蒋介石外,还与蒋密谈了半小时,还把宋美龄的亲笔信带给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表示,蒋若3日内回南京不得,她将亲赴西安。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
东京对宋子文的西安之行自然十分“关心”,在宋返回南京当天,川樾茂就奉东京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南京对西安的态度,重申日本的主张。张群为稳住日本,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同赴西安,他们临行前力争将战事展延到25日,次日起才可进攻西安。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作报告时仍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距停火期限还有两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召开第31次会议,决定由何应钦组织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以刘峙和顾祝同为总司令,待停火期限一到就“兼程急进,迅平叛逆”。会后,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私人会晤,何暗示中央军将于26日全面进攻西安。于是,25日成为西安事变最关键的一天。
然而西安的局势则可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端纳“奠基”,宋子文“筑墙”,宋美龄“盖顶”,加上蒋介石“容共抗日”的口头承诺,终于使张学良决心释蒋回宁。但直到24日晨,杨虎城还不肯点头,他的西北军控制着西安城。杨虎城除了不相信蒋介石的口头保证,还有其他的考虑,正如张学良对宋美龄说的:“杨虎城及其部下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说:因为宋子文和夫人对我友好,所以我的脑袋是安全的,可是他们脑袋怎样呢?他们现在骂我把他们搞进了这个事件,又说由于我们的条件没有一条被接受,如果现在就放走蒋委员长,他们的处境将是从未有过地坏。”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甚至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让宋美龄和端纳先飞洛阳,然后把化装后的蒋介石偷偷送出西安开到东北军防地,再乘汽车赶往洛阳与宋美龄会合。虽然宋子文觉得可行,但蒋氏夫妇都不答应,坚持蒋介石应该正大光明地离开。张学良只好再去找杨虎城,而双方已经无法像发动事变时那样达成结束事变的一致,张学良情急之下甚至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我将自行其是。”蒋介石要在25日日落前回到南京,飞机必须在11时半离开西安,但杨虎城仍然不为所动。
此时,最关键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周恩来,正是他亲自出马,杨虎城才接受了蒋的口头允诺,于14时同意放蒋。端纳认为:“实际是周恩来使蒋得以安全离开。”
当蒋介石的飞机于26日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何应钦的兴奋和日本人的期待一同灰飞烟灭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张学良和宋子文的专机于两小时后到达同一个机场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