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笔下的广和居

北京街景（选自《黎芳北京摄影集》）

一

写京华掌故的人不少，但要我来评价，邓云乡先生应该排名第一。邓云乡虽然是原籍山西灵丘的上海人，对旧京历史民俗的稔熟程度，真是比许多“北京通”还要“北京通”。他是有名的社会史家、民俗学家，当过电视剧《红楼梦》的民俗顾问，前几年谢世了，留下十几卷文集，其中写京华掌故的文章甚多。我们北京人真该好好感谢邓先生。

从清朝嘉道年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大约百余年的时间，北京宣南的北半截胡同里，曾有一家字号为“广和居”的饭馆。这家饭馆不大，却蜚声京城，誉满海内，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北京商业史、食肆史的一个典型案例，又是清末民初官场政治史的一个侧面，值得记述和研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晓这家饭馆的历史情况与研究价值了。

邓云乡慧眼识珠，对广和居的历史做了精湛的研究，写了好几篇关于广和居的研究文章和随笔，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史学遗产。对老北京的饭馆业，邓云乡是极为熟悉的，他认为最有特色和最具历史价值的饭馆有两家：一家是广和居，另一家是坐落在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但若排名，还是广和居排第一。他曾说：“在北京饭馆中，名气之大，故事之多，广和居可以首屈一指，再无出其右者。如有人把所有有关广和居的记载和诗文都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一本很厚的《广和居志》，这样的饭馆，恐怕在世界上也很少有吧？”（《云乡话食·广和居与会贤堂》）

为什么广和居最有名呢？我在看了邓云乡写广和居的多篇文章后，概括出两个要点：第一，来这里吃饭的官宦多、文人多、名人多。第二，在这里发生的政治故事多、文化故事多。

二

关于第一点，即来广和居的食客以何许人为多，谙熟北京历史文献的邓云乡在文章中援引了多篇文献以证之。

如引近人夏仁虎《旧京琐记》云：“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可知来广和居吃饭的人中，官宦文人尤多。“张文襄”即军机大臣张之洞，他是在京官宦中的大佬，又是广和居的常客和“粉丝”。邓云乡认为，大批京师士大夫选择到广和居吃饭，实与张之洞的鼎力推介分不开。

邓云乡又引近人邓忍堪《春兴》诗注云：“广和居例为朝贤文宴之地，其老佣能言松禅、广雅遗事。”所谓“朝贤”，是对京师士大夫的敬称。“松禅”指翁同龢，“广雅”指张之洞。广和居的老佣能谈论翁同龢、张之洞的旧事，也就是说他们对官场的事听得不少，颇能讲出个二三来，于此可见广和居不愧为“朝贤文宴之地”。

邓云乡又引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专为”二字，表明广和居的食客大都是官宦文人。这些人士多住在宣南，故谓“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

邓云乡所举的这几条史料，清楚地说明了来广和居吃饭的食客绝大多数是何许人。他在《广和居与会贤堂》一文里举例，金石书法家何绍基、大学士祁寯藻、大名士李慈铭、文学家樊樊山、诗人易实甫等，都是经常光顾广和居的食客。无名的士大夫食客自然就更多了。实际上，广和居已成为京师士大夫的一处公共食堂。

当然，来广和居吃饭的不仅有士大夫，还有社会上的各业名流。邓云乡在《广和居倒字文书跋》一文里说，广和居因为饭菜质量高，“不断得到大名士、大官僚，以及王公贵族、名优名妓的鼓吹”。他在《广和居与会贤堂》一文里指出，京剧名角谭叫天，名妓赛金花、小凤仙都曾到广和居吃饭。

邓云乡还记录了一则传说，谓同治帝来广和居吃过饭。对这个传说，邓云乡认为：“那拉氏儿子同治皇帝载淳，本来就是十分荒唐，常常穿便衣溜出宫乱逛的人物，到广和居吃馆子，虽是传说，但这是十分可能的。”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八道湾老屋》里说过，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也爱光顾广和居。奕劻是晚清赫赫有名的宗室重臣，担任过首届内阁总理大臣。

即便是在民国年间，清朝的遗老依旧常来广和居吃喝，邓云乡说：“辛亥后，一帮遗老，在北京做寓公，都是广和居的老主顾，不少又是著名诗人，每有饮宴，必要作诗，前后持续也有二十多年。”例如1929年正月，樊樊山、陈宝琛等人在广和居聚餐，樊樊山写了一首有名的即席之作，题为《上元后一夕纕蘅招陪弢庵太傅宴于城南广和居酒肆，即席有作》，这是一首七律，首句为“入都六十二年强，佣保依稀识老苍”。据说和诗甚多，我见过几首，水平自然很高，但我是半懂不懂的。我看可以辑成一本小册子。

民国了，当然民国的官员、文人和名流也成为广和居的常客，例如鲁迅先生和他的许多同事、朋友。邓云乡对鲁迅喜到广和居吃饭，下笔颇多，他在成名作《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中专门立了一节《别了，广和居；别了，先生！》，专谈鲁迅到广和居吃饭饮酌的事。有关史料是邓云乡细读鲁迅日记觅得的。他写道：鲁迅先生壬子（1912年）五月五日到北京，六日搬到绍兴会馆，七日晚就在广和居小酌，鲁迅日记云：“夜饮于广和居。”又引一九二四年六月三十日鲁迅日记道：“午访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餐。”孙伏园是著名的《晨报》副刊的编辑，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玄同”即文字学家钱玄同。

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常去广和居吃饭，不仅因为广和居的饭菜好，离绍兴会馆还很近，步行前往很方便。当年广和居提供一项服务，可以把饭菜送到食客的住处，就像今天的美团外卖。鲁迅常在客人来会馆时，叫广和居的伙计送餐。

鲁迅买八道湾的房产时，还在广和居请过客。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八道湾老屋》里说过：北京当年，买到一所大房子后，照例要买家出钱请客。鲁迅买了八道湾的房子，便在广和居请了客。

关于鲁迅与广和居，邓云乡曾感叹道：鲁迅“昔年不知去过多少次广和居”，“一所古老的北京式的大院子，开过一家著名的饭庄，有过一位给时代留下巨大影响的人，在这家饭庄进出过，饮宴过，谈笑过……”我想，鲁迅先生不仅对时代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也为广和居增添了很大的荣光。

三

广和居最有名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这里发生的政治故事多、文化故事多。邓云乡在《广和居倒字文书跋》一文里说，每与老师谢国桢先生谈京华掌故，总要谈到广和居，“因为这家小小的饭馆，与半世纪前百余年中北京的政治、文化关系太密切了”。这也就是说，广和居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饭馆，主要是因为它带有颇浓的政治色彩和文化色彩。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广和居题壁诗”事件。邓云乡曾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第六集上发表过一篇《广和居题壁诗》，详述了此事的原委。他还写过一篇《广和居小志》，也谈及题壁诗的事，收录在《水流云在丛稿》中。

事件的大致情况是，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与其子载振（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陈夔龙（贵州人，北洋总督）、朱家宝（云南人，安徽巡抚）等人互相包庇（彼此结成郎、舅、兄、弟的亲属关系），贪赃枉法，被御史江春霖弹劾，结果因奕劻势力太大，这一状未告准，江春霖反被斥回原衙门行走。此事传到社会上，引发舆论哗然，人们极为不满。有个熟悉官场政情的无名氏便在广和居的墙上题了两首诗，讽刺奕劻、载振、陈夔龙、朱家宝等人。

两首诗如下：

其一，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儿干女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

其二，一堂二代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

这两首诗是典型的讽刺诗，写得尖锐而诙谐。邓云乡在评论这两首诗时说：“这两首一看就知是讥而近谑的讽刺诗，虽然有点‘打油’‘钉铰’的口吻，但说的都是当时的实事，内中讥刺到了四个人的特殊关系。”这四个人即奕劻、载振、陈夔龙、朱家宝。彻底弄明白这四个人的连带关系，需要费很多笔墨，暂且不说了，可以看看《学林漫录》和《水流云在丛稿》上邓云乡的文章。

这两首诗题写在广和居的墙壁上后可不得了了，宣传效果极佳，轰动京城。别忘了，广和居是士大夫和社会名流经常光顾的地方呀！可以说，御史江春霖虽然被斥，但由于这两首诗的流传所形成的舆论，给奕劻等人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末的政局。冯其庸先生很肯定这两首讽刺诗的史料价值和邓云乡对诗的解读，认为邓云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及诗的底里说得一清二楚，（二诗）实在是研究晚清政界内幕瓜葛和京华掌故的好材料”。近人杨沧白的《广和居》中有这么两句：“春盘菜半成名迹，怀壁诗多系史材。”不同于宋江的题壁诗，这两首题壁诗是地道的“史材”，是关于晚清政情时局的珍贵史料。

广和居本来只是一家饭馆，但由于很多喜谈政情时局的士大夫的到来，这里便成了一处谈论国事、发表政见的好地方。就这一点来说，称广和居为政治俱乐部也未尝不可。

广和居的文化故事也不少。从邓云乡的书里，我梳理出几个典型例子。

一是“广和居倒字文书”的事。关于这件事，邓云乡写了一篇《广和居倒字文书跋》，解释和评价了这篇文书的内容和价值。文字较长，不引了。大致说来，文书说的是清朝道光年间一个叫盛连英的人愿意将自己开设的隆盛轩酒铺，“倒”（铺底叫“倒”，不叫“卖”）与一个叫申广泰的人开设广和居，代价是“银四十六两整”。文书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情愿倒与申广泰开设广和居”。这件文书据说为张之洞的旧物，是谢国桢先生提供给邓云乡的（原件未见，是照片），邓云乡见后如获至宝，认定“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有关北京商业史、酒肆史的文献”，“是广和居最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而后，邓云乡便为文书写了一篇跋文，即《广和居倒字文书跋》，发表在《中国烹饪》杂志上。

二是关于书法家何绍基与广和居的掌故。邓云乡在《广和居与会贤堂》一文里介绍，何绍基一家二三代都很照顾广和居的生意，在饭馆里宴客不用付现，而是在“三节”（端午、中秋、除夕）时还钱。何绍基偶尔欠账过多，一时半会儿还不上，就写欠条。欠条多了，广和居的掌柜的就把欠条裱成轴挂起来，人们争相一睹何大人的欠条，结果广和居利市十倍。这堪称利用名人效应打广告的范例。

再一个是广和居的有些菜肴与名人有关。邓云乡引夏仁虎《旧京琐记》中有这样的话：广和居的菜肴，“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创自曾侯，曰‘吴鱼片’，始自吴闿生。”这里提到的“曾侯”，即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另两位也是清代官宦。文中提到这些菜肴时，用了“出自”“创自”“始自”这些字眼，可知这些菜肴的制作有曾国藩等人的贡献在内。

邓云乡还举了一个例子，广和居的一道菜与清廷的一个衙门有关——这道菜是杂烩海鲜，取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交部，因它管各国的事儿，“杂也”，所以有了这个冠名。现在来看，这有点拿庄严的大清外交部“打镲”的意思，但因名字取得巧而怪，这道菜出名了，也好卖了。

邓云乡先生生前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作家能以广和居为素材，写一部小说。他的原话是：“如果以广和居为线索，写一部反映晚清政局的历史小说，不是既有趣味，也很有意义吗？”我想，既然有人为全聚德写了《天下第一楼》，那么写一下广和居也是可以的。不知哪位作家能考虑考虑这个题目？

我也有一个愿望，如果有企业家能在广和居的原址上恢复广和居饭馆，把饭菜做好、做精，并且弘扬这家老字号的历史文化内涵，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