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国际频道独家栏目《聚焦》,本期关注:艾滋病、新冠病毒和美国副总统——回顾“彭斯时代”的艾滋镇奥斯汀
奥斯汀没有什么新闻。
这是座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乡村小镇,位于印第安纳州南部,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显得异常安静。
镇里教堂的牧师雅各布·豪威尔,比谁都了解这种平静后面的挣扎——摆在教堂附近的注射器处理箱里,堆着可能淬有毒品的针头;去教堂做礼拜的人里,相当一部分有吸毒史;看似普通的小学老师,很可能要定期服用艾滋病药物。
平静的奥斯汀镇之外,新冠病毒日益猖獗。2月26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奉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处理此次美国新冠疫情的总指挥。因为曾有在印第安纳州担任州长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经历,特朗普相信他可以沟通好各州和白宫的关系,落实防控政策。
在特朗普宣布这一任命的发布会上,总统被问及如何看待四年前,因彭斯反应迟缓,导致奥斯汀镇200多人感染艾滋病的事情,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答:“我认为他在医疗保健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即便不是全国做的最好的人,也是最好的之一。”随后,他把讲台交给了彭斯。
记者的提问,将奥斯汀又一次带回了公众视野中,四年前关于这个小镇的记忆,也让彭斯的“抗疫形象”变得模糊起来:他曾不够果断,固步自封,让奥斯汀的疫情愈演愈烈,但也是他,冒着保守派内部的巨大非议,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取消了对“换发注射器”规定的禁令,让疫情得以良性收场。
当保守的州长形象和如今的副总统形象逐渐重叠在一起,隐含的舆论担忧呼之欲出:这位不那么雷厉风行的外行“抗疫”指挥官,真的可以做好吗?
注射器和艾滋病
直至今日,在印第安纳州的州法律中,公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私自拥有注射器仍然是违法的。
“(允许滥用药物的人拥有注射器)等于给酗酒的人提供白兰地。” 前共和党州参议员布兰特·赫什曼(Brandt Hershman)如此形容道。
但奥斯汀镇是个例外。
尽管在药物滥用率极高的奥斯汀,提供干净的注射器可以让瘾君子们更方便地注射药物,但这里的商店仍然允许售卖不超过6支的注射器套装。小镇里还有专门的注射器处理箱,用来放置用过的针头。尽管这个镇只有一家医院,但医院里艾滋病的检测服务却十分完善。
这些规定在2015年3月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镇里盛行一种叫做Opana的强效麻醉类止痛药。为防止药物上瘾,这种药的涂层可以减轻药效,但人们学会了将这种药片磨成粉末,煮成药液,注射到血浆之中。这种药物流行之广,以至于镇里一些家庭里,上至祖父母下至高中生孩子都在注射。
但因为拥有注射器是非法的,上瘾的人们开始互借注射针头。当时实地探访过奥斯汀镇的调查记者杰克·哈珀告诉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自己的一位采访对象凯文·波利在检测出HIV阳性的当天,还有女士向他借针头。
“凯文告诉她,自己得了艾滋病,女士说没关系。凯文很震惊,说当然有关系。最后,凯文还是把针头借给她了,但那是他最后一次借出自己的针头。”
51岁的该镇居民劳拉·诺林是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也有着吸毒史。她告诉《卫报》,分享针头的现象尤其会发生在并没有药物上瘾的人身上。他们注射频率不高,没有弄来自己的注射器,就借别人的。
这种现象很快反映在了染病数据上:2015年2月,印第安纳州的卫生官员发现了30例新感染HIV的病人,而此前十年,该州只出现了3例新病患。
这种异常的数据很快就被报到了州政府。忧心忡忡的医学专家们心中深知,这种滥用药物的趋势,无法一时半会通过教育居民和宣传危害来堵住源头。他们向时任印第安纳州州长的彭斯提出了最快也是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允许居民们拿到干净的针头。
迟钝的州长
在保守派的彭斯看来,这种建议无疑十分开放和大胆,类似于打开闸门来治理洪水。
但那时的情势已经刻不容缓。
事实上,耶鲁大学微生物疾病流行病学助理教授格雷格·贡萨尔维斯(Gregg Gonsalves)在梳理了2011年至2015年间,奥斯汀镇所在的斯科特县爆发的疫情动态后发现,早在2014年11月,处方药成瘾的该县居民就因为注射药物,爆发了丙肝疫情。
而到了2015年1月,奥斯汀镇出现了17例新的艾滋病病例,州政府的卫生官员才展开了调查。到了2月,已经有了30例。
但直至3月中旬,医学专家们对“取消对注射器所有权禁令”的呼声愈发强烈时,彭斯的政府还在犹豫。当时的一位州议员透露,彭斯一直坚决反对取消禁令。而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彭斯政府削减了印第安纳州公共卫生预算,斯科特县只有一家检测艾滋病的检测点,完全不堪重负。
豪威尔回想起当年的事情,觉得彭斯犯了一些错误:“他错过了一些先兆,没有及早采取行动,当事情变得严重的时候,才做了改变。”
3月25日,在与斯科特县警长和奥斯汀镇唯一的医生聊完,又会见了印第安纳州的卫生官员和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后,彭斯终于向公众宣布,该州发生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他批准了“允许奥斯汀镇居民领取干净针头”的命令。几天后,镇上一家艾滋病检测诊所开业。
在斯科特县,这项命令的效果十分显著:该县卫生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与药物滥用有关的艾滋病病例数,从2015年的187例下降至2018年的10例和2019年的7例。
流行病学专家贡萨尔维斯告诉《卫报》:“其实从2013年开始,印第安纳州的医学专家就建议彭斯加强艾滋病毒检测和批准领取干净注射器,如果彭斯早这么做了,至少有127例HIV感染就不会发生。”
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则将奥斯汀疫情,形容为“近些年来在美国乡村爆发的最大规模艾滋病疫情”:“彭斯的无所作为,让奥斯汀的感染率比撒哈拉沙漠以南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都高。”
印第安纳大学农村艾滋病/性病预防中心副主任卡里·劳伦斯坦言,当时,彭斯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凌驾于科学之上:“他不是去查找科学数据,尊重医学知识,而是让他的保守观念替他做了决定。”
但亲历此事的一些奥斯汀镇居民,对彭斯表达了理解。
居民劳拉·诺林回忆道,2015年之前,人们几乎没有更换注射器的习惯和意识,但彭斯改变了这一切,并且将其变成了法律条文。
“尽管不支持的声音很多,彭斯还是成功了,所以我猜他冒了很大的风险。”诺林说道,“他主动做且做对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得到舆论的支持。”
白宫和特朗普也将奥斯汀的危机,看做彭斯的功绩而非失败,因为彭斯在重压之下最后还是力挽狂澜。
奥斯汀镇的医生威廉·库克则希望,面对此次新冠疫情,副总统阁下能听从科学,即便一些措施可能违背人们的普遍认知:“在经历了艾滋病之后,我希望他能真正明白公共卫生专家们在说什么,毕竟他们懂得科学,懂得用证据说话。”
沉默的副总统
虽然流行病学专家贡萨尔维斯对于彭斯担任此次抗疫的指挥官,毫不客气地将其形容为“让纵火犯主管消防部门”和“让抢劫犯管理印钞厂”,但彭斯在上任之后的表现,着实得到了不少正面评价。
这种表现尤其着墨在他对医学专家的尊重上:在接手抗疫事务一周后,他将著名的内科医生德博拉·L·比克斯纳入自己的决策团队,并建立了记录世界各国权威医学专家的通讯录,与航空公司、健康护理行业的公司和提供诊断实验室设备的公司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在西雅图的病例数激增后,彭斯飞到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与州长讨论具体事宜。这让身为民主党人、与彭斯政党对立的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Jay Inslee)对彭斯肯定有加:“坚持告诉民众真相,我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信息。”
但这一次,民众对于彭斯的担忧并不亚于五年前的那场疫情,特别是当特朗普多次的公开发言与医学界相互矛盾,白宫方面语焉不详时,彭斯似乎并不敢驳斥他视为政治依仗的共和党政府和特朗普,这让一些批评人士联想起了五年前那个“意识形态优先”的州长。
作为一个不喜欢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众场合的发言一向是大胆而口无遮拦的,近些天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态度似乎也过于乐观。
例如,在2月26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病例数正在下降,而不是上升。但就在几分钟后,美国疾防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查特告诉记者,“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病例”。3月2日,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称,“很快就会有疫苗了”,但第二天,新冠病毒政府工作小组发布简报,称疫苗问世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3月13日,在宣布了对欧洲的旅行禁令后,特朗普表示这项禁令涵盖了货物运输和贸易,随即白宫方面澄清,这项禁令实际上不适用于货运。
这种自相矛盾的政府言论,在公共卫生事件上,尤其能挑动公众敏感脆弱的神经。而彭斯的责任之一,就是协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
但对于特朗普混淆不清的发言,彭斯表现得十分忠诚。对于旅行禁令一事,他并没有正面回应特朗普的矛盾之处,只是肯定特朗普“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彭斯不会在公开场合和特朗普叫板,或者给他施压。”《纽约客》杂志评价道,“他只会在所有场合赞美特朗普是个有所作为的总统。”
没人知道,彭斯是否会重蹈五年前的覆辙,但政党的局限性和过于温吞的立场,确已成为了威胁彭斯公信力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本期作者:驻外族 叶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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