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平乐》中,夏竦是以一个小人面目出场的。他与贾教习勾勾搭搭,对婚姻不忠,又以贪财成为了年轻后辈的笑柄。闹得最大的是,她的妻子因为忍受不了宠妾,竟然殴打他,让宋仁宗也看了笑话。电视剧中的这段情节,应该是由《宋史》中引申而来:
竦娶杨氏,杨亦工笔札,有钩距。及竦显,多内宠,浸与杨不谐,杨悍妒,即与弟媦疏竦阴事,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母相诟詈,偕诉开封府,府以事闻,下御史台置劾,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
这段记载同样见诸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应该是确信无疑的史实。然而,仔细想来,夏竦顶多也只是家务事没有处理好,导致后院起火,甚至将母亲和岳母都牵连进来,算不得大节有亏。
可是,夏竦在历史上的评价不高,也是事实。元朝丞相脱脱甚至借《宋史》之口,指责夏竦与王钦若、丁谓合为三大奸邪,实在又有些过分。王钦若、丁谓的最大过错,在于应和宋真宗的“天书祥瑞”,大兴土木,盘剥百姓,以至于民怨沸腾。夏竦却完全不是其一党,也曾立阻真宗的荒唐行径,为何沦为他们一伙呢?
从夏竦的经历来看,是活脱脱的一部励志电视剧,完全可以作为开了挂的男主角写入小说之中。年轻时,他的父亲在抗击契丹的袭扰战中壮烈殉国,朝廷抚恤奖励了他一个“三班差使”的官职。可是,这是个低级武官职位,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注定无法出人头地。
于是,夏竦拿着自己的诗稿,专门在路上等候当时的宰相李沆。面对气派的随从马队,夏竦没有惊慌,而是拦下李沆后恭恭敬敬递上诗稿,并希望能够换为文官。李沆才翻了几页,读了一句,便马上应允,还带回诗稿细细品读,第二天与宋真宗分享。让李沆极为欣赏的那一句就是:
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
虽然弃武从文,但夏竦得到的只不过是丹阳县主簿这样不入流的官职而已。然而,夏竦的诗文才华,却迅速名动天下。翰林待读学士杨徽之读完他的诗,称其“真宰相器也!”他的诗词确实非常精彩,在当时惊艳绝伦。要知道,他并非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在讲究门第、科举的宋朝,已经非常难得。如果不是宋朝涌现了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这些妖孽级别的后辈大咖,夏竦在文坛的地位绝对是宗师级的。
以文出名的夏竦,很快平步青云,成为了真宗时期的大臣。他一不阿臾上级,二不迎合皇帝,是难得的直臣。《宋史》拿他和丁谓并列,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与丁谓不和,甚至身为下属还写诗讽刺自己的上司丁谓。宋真宗迷信道教,听信丁谓、李溥的话要修建上林苑复道、三神山,朝中大臣没人敢劝,只有夏竦以户部员外郎身份反对,认为这些工程劳民伤财。
宋朝大臣,往往会派往地方主政,夏竦在外放时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他知襄州时,当地发生大饥荒,百姓流亡,盗贼横行。夏竦当机立断打开公廪发粮食,随后又劝说富商捐粮,这才让四十六万人度过饥年。皇帝自然是赐书褒谕,民众则将宋真宗的诏书刻成石碑,世代不忘夏竦的恩德。
夏竦知洪州时,那里的百姓迷信鬼神之说,有病不看医生。夏竦硬生生地没收了迷信器具,并捣毁了乱七八糟的神庙祭坛。他教习百姓重视农业,命人攻习针灸方脉,完全扭转了当地的风气。
《清平乐》中提及的宋军被西夏打败的好水川之战,历史上确有其事。追究责任时,下令出兵的韩琦自然首当其冲,他自己也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并在主帅身上找到了韩琦叮嘱的公文。夏竦立即上书宋仁宗,为韩琦说情,这件事被洪迈记录在《容斋随笔》中。洪迈感慨道:
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在提携后进上,夏竦更是不遗余力。宋庠、宋祁两兄弟都受过他的知遇之恩,一个当上了宰相,一个当上了尚书。范仲淹更是因为他的保举,才从不得志而为人瞩目。范仲淹自己也在《谢夏太尉启》中承认“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虽然夏竦没有当过宰相,但他的才能才华,却足以让人赞叹。他死后也差点被谥号为“文正”,只是因为风评不佳,改谥为“文庄”。除去夫妻关系不和闹得太大,史书也指责他贪财好饮乐。其实,他也没有贪百姓之财,而是派仆人在边境做贸易,实在不算大错。至于说好饮好乐甚至好色,这不是俸禄优厚、养尊处优的宋朝文人常态吗?何苦,偏偏为难夏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