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房间的脱口秀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木村拓周，36氪经授权发布。

我很难接受“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好笑”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有一个很难攻破的论证逻辑，就是“一段纯深刻有内容但不好笑的脱口秀，和一段纯好笑的脱口秀，当然应该选后者”。

这个话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流行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娱乐，想获得启发、深刻的认知、对现实的讽刺，你大可以去啃学术书籍或者严肃文学，看什么脱口秀呢？从这个逻辑延展开去，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对于脱口秀演员和作品来说，好笑是决定你及不及格的下限，深刻的内容性是决定你能走多高的天花板。

思前想后，能反驳这个逻辑的，其实还是回到这个逻辑本身：如果只是比好笑和娱乐性，我干嘛不去看王晶的赌片或者药水哥的直播？

流行文化最主要的任务固然是娱乐，但不同的表达形式显然装载着在各自除了娱乐之外的使命。对于脱口秀来说，把好笑视作底线、把深刻作为天花板，其实是一种偷懒行为，或者尝试把偷懒合理化的行为。把地板和天花板都拆掉吧。在我看来，以“提供好笑、娱乐性高而同时具备深刻的内容性和强烈关怀的内容”为目标，才是下限；而天花板取决于你在这件事上能做得多好。

说起这个，是因为上周播出的《脱口秀大会3》第二集。如果你有关注这一季脱口秀大会，应该被张博洋、杨笠等几个演员的表演刷了屏。博洋讲了白凯南抄袭事件和张文宏医生“早餐不能喝粥”引发的争议，杨笠的“黑寡妇”和女性演员“敲门”梗，王勉的音乐脱口秀谈到了现在社交网络上堪称显学的“饭圈”现象，Rock的“前浪后浪”……

这些和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强烈联系的段子，给了观众一些惊喜，尤其考虑到笑果这家公司正在经历什么。

这一季《脱口秀大会》录制第一集的时候，李诞开场就说，“从你们浮夸的掌声中，也不难听出对我的关爱是吧，现在这个时间点录《脱口秀大会》，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

笑果今年上了很多很多次热搜，大多数都不是什么正面事件。其他综艺节目大多并不拥有选手们的经纪权，而《脱口秀大会》前两季的绝大多数选手都是签约笑果的。除了节目，笑果在线下也有深远的布局，在上海他们已经把自营的演出场地开到了第三个。这种整合上下游的模式让他们的商业效率变得更高，但也意味着同步增长的风险。演员个人的事件，很容易被舆论上升到针对节目组甚至整个笑果公司的评价；而疫情时期线下业态的全面困境，应该也对他们造成了相当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脱口秀大会3》（或者至少它上周播出的第二集吧），确实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好几个选手似乎做到了这个节目前两季中大多数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在保证内容的娱乐性之下，观照并介入了当下社会，表达了某种观点或者关怀。

博洋讲白凯南抄袭事件，除了吐槽白凯南之外，顺便还以“如果是蔡徐坤抄袭公司肯定不会维权”小小讽刺了下公司专挑软柿子捏。如果这算是脱口秀演员自黑的基本功，那接下来那个从张文宏医生被批为评崇洋媚外入手、切入到部分网民被高涨的情绪影响了对现代文明客观评价的段子，则让他几乎成了这集最大的亮点。

杨笠给出了可能是我们在国内综艺节目看过最好的关于女性意识的段子。

复仇者联盟作为全球票房最高的超级英雄电影，男性总是以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拯救世界，而初代复联中唯一的女性黑寡妇，超能力竟然是“不会衰老”，还顺便被剥夺了生育能力。美国娱乐工业对女性的物化和女性形象想象缺乏，在近些年左派自由主义的舆论浪潮中的确被掩盖住了。

“又不是我把女演员挤走的”这个梗，又点出了女性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不是导致女性声音在中国脱口秀中缺位的主要原因，正如职场上许多领域女性的缺位，原因并不在女性。天知道我多想看到一个不讲家庭和婚姻段子的女脱口秀演员。

还有王勉关于饭圈狂热氛围下个体不理智的段子，Rock 的“前后浪”段子讲了他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和以 B站、弹幕等元素代表的“年轻崇拜”社会氛围之间如何相处……

过去我们在笑果的节目里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这么密集的观照现实、观照当下的段子。也许可以理解。《吐槽大会》系列的内容主题是吐槽明星，演员们的创作受限制，可以理解。《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办得有点仓促，第二季新赛制下强度的突然拔高，也许演员们没准备好。这次，年轻的演员们显然准备得更加充分了。

然而这本应该是脱口秀内容，甚至所有形式的内容创作都应该努力做到的。

人类学家项飙上过一集《十三邀》，和许知远的对谈中，他提到了他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下社会中国人“对他的周边世界没有一个沉浸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整个社会有一种“消灭附近”的整体趋势，人们只关心自己极其私密的小世界，以及极其宏观的大格局，以至于“附近”这一中间概念消失了。项飙把这个现象提炼为“附近的消失”。

附近的消失，体现在生活中，可能是邻里关系的疏离、社区形态的商业服务被互联网

经济所挤压出局等等；体现在精神世界中，则可能是缺乏公共性，对发生在当下、周边、所居住的社区和城市中、所归属的社群和阶层中的公共议题漠不关心。

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套用项飙的观点来看脱口秀。我们认识许多脱口秀演员参加脱口秀的初始动力，实际上就是描绘这种自己对一些有公共性的事件的观察和解读，国外脱口秀对社会议题的介入也是这个品类在互联网娱乐时代仍然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但国内由于综艺节目把行业的发展大大加速了，脱口秀演员在很年轻甚至刚参加创作一两年的阶段就背上了“艺人”的标准被外界审视。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创作者对公共议题的涉猎变少了，内容更聚焦于最私密最个体的一端——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最大众最平常的一端——如地域梗、职业梗这些。而观众抱着一种中国观众独有的“都不容易”式同理心，似乎也不对演员们对有风险的公共议题表达有诉求。

实际上脱口秀介入社会、叙述一些公共议题并不非得以极端尖锐、危险的姿态呈现。上周这期节目中张博洋、杨笠们都像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崇洋媚外”、女性议题、追星、后浪，这些正在我们舆论场上掀起一波一波讨论热潮的议题，并非就是那么不可触碰的。另外，周奇墨在《脱口秀大会3》突围赛中关于家乡的段子，是他几年前一个专场的部分内容。如果你正好看过那个专场，就知道周奇墨也用非常精妙的笑话讨论了小城市青年迁移到大城市之后围绕他的家乡和大城市、父子代际之间的种种矛盾。这总不是敏感话题了吧？

国内的脱口秀演员几乎人均崇拜 Dave Chappelle。今年年初 Dave Chappelle 拿马克·吐温奖（Mark Twain Prize for American Humor）的纪录片播出，他在里面概括脱口秀（单口喜剧）这个“工种”时讲到，“我们国家的任何一种观点，都会被喜剧演员拿来当作题材，每个人都有一个演员为你们发声，我们看着你们争论，但轮到我们时，我们会表演出来。”

如果说之前国内的综艺节目上许多脱口秀演员主动或被动丢掉了一些这样的表达，《脱口秀大会3》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房间里的大象”是一个最近被使用很多的短语，指人们有意无意忽略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东西。上周的《脱口秀大会3》似乎让我们可以期待脱口秀节目“走出房间”。

当然节目里也还是有一些让我不那么喜欢的部分，比如李诞对演员 Norah “给人很大压迫感”的评价，我觉得似乎不是那么公允，上海男性演员树立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精英人设时，似乎好像没有被评价为“压迫感很大”的前例？是不是我们太习惯以至于默认了女性脱口秀演员台风上的“无压迫感”是应当的？另外，2020了，刻板印象般的“耿直正当直男和无理取闹女友之间的博弈”，是不是可以从大家的创作选题库中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