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青年熊希龄 资料图)。
熊希龄(1870年-1937年),早年参加维新变法,善于理财,民初担任国务总理,晚年投身社会慈善,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成为著名的爱国教育慈善事业家。但长期以来,他却受到史学界的冷落。其原因于他在袁世凯居民国大总统时任过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和国务总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际,旧的社会秩序业已崩塌,新的尚未建立。谁能担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领导者?
清末生长出来的顶尖者袁世凯,手握“洋人”资源和军队实力,为世人所望。“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即所谓‘非袁莫属’。”(袁世凯研究者骆宝善语)
出任袁氏当国时期的国务总理,与梁启超等人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内阁”,是熊希龄从政旅程上的巅峰,也是他最为人指责的经历。熊希龄想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虽明知项城(袁世凯)权诈”,却又为了强存统一与和平,“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
封建军阀与传统士绅脆弱政治联盟的时势造就了袁世凯,共和不可避免地走向流产。也就注定了欲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方案的熊希龄,在政治上只能是个妥协者和失败者。
袁世凯称帝初露端倪之时,熊希龄急流勇退,但他出力调停各方军阀势力战争、主张联邦制支持湖南制宪,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讨论。1921年返湘时,除了制宪,他还对男女平等和教育立法发表看法。“做到男女平等不单是女界的责任也是男人们当然的责任。”、“我国目前的教育,在发展个性方面尚有欠缺。今后必须以分别教育与发挥个性教育为目标。”在将近100年后,我们再看这些讨论,仍感贴近时代。
当种种政治希望再次破灭,熊希龄对政治深恶痛绝,他还是没有隐遁于世,而是在连年天灾兵祸的时刻转向社会慈善,捐出全部家产,“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尽力于国家社会”。
历史学家章开沅在《熊希龄传》的序言中写道,他并不是“沽名钓誉的政客”,而是“真诚爱国的大事业家”。“凡事有志于办实事而又正在办实事者都很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办任何利国利民的实事,都需要支付极大心力,经历无穷无尽的磨难。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向过去的和先进的那些真正办有益于社会的实事的人们学习与致敬。”
今年是熊希龄诞辰150周年,历史已进入了新的场景。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历史的层面来说,阅读熊希龄的人生与那一段历史,亦可为“我们的创造”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