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 2.5 亿人正饱受脱发带来的困扰。人们脱发原因不一,主要有年龄增长和激素影响、内分泌不调、油脂阻塞、细菌感染、营养不良等。脱发者的内心普遍有敏感脆弱的一面。
李兴东是我国最早一批植发医生。植发市场兴起后,他离开公立医院体制,投身民营医院。现为大麦微针植发全球连锁医院(原“科发源”,以下简称“大麦”)的创始人、院长。目前,大麦已累计为19万余人施行植发手术,其中既有烧烫伤后大面积缺失头发的患者,也有想让发际线更浓密的求美者。李兴东和他的同事将这些人统称为“发友”。
大麦微针植发创始人、全球连锁医院院长李兴东
一提起植发技术和发友,李兴东就兴致勃勃。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植发有冶疗属性,和其它科室的医生一样可以治病愈人。2018年和2019年李兴东曾连续两年站上世界植发大会的讲台,与全球专家交流经典手术案例,成为以中国民营医院医生身份站在世界植发学术会议演讲台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在仁心仁术与市场化运作之间,李兴东似乎找到了一种平衡。就在11月,大麦相继有沈阳、深圳、郑州等多家新(改造)分院落地。截至目前,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美国芝加哥等国内外城市共有33家直营连锁医院运营。
2001年,李兴东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公立医院整形科工作。然而,李兴东选择做植发手术最初却是出于无奈。
植发是一个表皮的微创手术,分为取发和植发两个核心环节。每位植发者每次少则取1500个毛囊单位,多则取3000-5000个毛囊单位,这意味着植发医生一般要在手术台边上操作5—8个小时。一位植发医生往往一天只能进行一例手术,其过程极其耗时耗力。
2000年初,全国专业的植发机构不超过10家,愿意作植发的医生非常少,像李兴东这样刚进入科室的年轻医生无意中成了植发主力。
促使李兴东后来一直留在植发领域的原因,是植发给发友们带去的希望。
齐阿姨决定去植发那年,已年过40。小时候因为一次意外烫伤,她的头上秃了一块。丈夫和孩子在此之前从不知道她头上的缺失,他们只是觉得她特别在意头发,总是会精心梳理,还时不时地用手去缕。“别把秃的地方露出来”成了齐阿姨的一块心病。
2005年,齐阿姨从报纸上了解到北京能做植发,为了治好心病,她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丈夫,二人一起来到北京,找到了李兴东。
经诊断,齐阿姨的植发难度不小。首先,多年烫伤形成瘢痕,瘢痕影响血液供应,可能会导致植发后成活率不高;其次,齐阿姨的经济条件也难以支持。
经过对病情的反复分析,在李兴东的主导下,医院决定对齐阿姨实施救助。
齐阿姨先后接受了3次手术,头茬被从供区提取出来,移植到秃处,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循环,原来变硬瘢痕的头皮,开始局部软化。齐阿姨多年心病得愈,终于可以把头发散开了。
脱发不会像那些严重疾病一样致人死亡,但是它的如影随形和愈演愈烈往往会严重影响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有调查显示,每100位脱发患者中抑郁情绪发生率为51%,重度抑郁情绪发生率约为11%。
而植发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善。从业20年,李兴东和他的团队累计取下和种植下去的头发有超过4亿个单位,按正常头发密度排成一排可绵延180余公里。
植发是一个新生事物。现代毛发移植手术于1959年方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我国,上个世纪末才可始应用。从实验室到普遍的市场化应用,还有一系列细节需要打磨落地。李兴东也一直关注着植发领域的新进展,其中两个关键性的技术革新分别在2002年和2006年相继出现。
2002年,取发技术实现了从有痕到微痕的跨越。过去取发用毛囊单位头皮条切取技术(简称“FUT”),是在后枕部提取带有毛发的条状皮瓣,会留下线性疤痕。新出现的毛囊单位提取技术(简称“FUE”),是采用显微电动设备从后枕部分散性地单个提取毛囊,损伤小、术后供区疤痕不明显。
在植发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传统的宝石刀+镊子进行手术。传统植发采用宝石刀或注射器打孔后,用镊子将毛囊植入皮下,种植孔相对较大,毛囊方向难以固定。2006年,李兴东将微针植发技术从国外引进到国内。之后,李兴东又带领技术团队,结合国人的头皮环境和毛发特点,先后对微针技术进行了5次本土化的创新和改善,获得10项国家技术专利。
传统植发过程
相对于传统植发,微针植发是将分离好的毛囊置入微针植发笔尖的卡槽中,然后通过微针植发笔内部的自动弹簧装置直接将毛囊送到皮下;毛囊到达深度后,针会主动退出,周围皮肤包裹住新种入的头发,让毛发种植的方向性更易控,头发生长方向更自然,种植密度也更高。微针创口仅为传统植发方式的1/3,术后24小时可冲洗。
微针植发过程
2018年9月,大麦微针植发在行业内率先制定发布了《2018微针植发技术标准制定白皮书》,从微针植发器械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手术流程标准等多个方面,对微针植发技术进行了系统化、标准化的界定和解读。2019年10月,大麦又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不剃发”微针植发技术,一举打破了“植发必须要先剃发”这个似乎已成铁律的手术规则。
出色的技术让大麦的形象和口碑都深入人心。每年李兴东和他的团队都要接待数以万计的发友,其中不乏一些疑难病证。
小琳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一半头皮部和一侧耳朵被烧伤,所幸的是面部基本没有被波及。如果能够让头发再生,基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小琳先找到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提出二期的整形手术方案,先埋入扩张器,把头皮部的皮肤撑开;再切去主要的疤痕部位,把另一半被撑大、有头发部位的头皮拉过来,覆盖切去的头皮部位。该手术可大为改善小琳目前的面貌,但不能解决细节问题。因为拉过来的头皮缝合口可见明显疤痕、从一侧拉向另一侧的头发方向跟自然生长的不同,以及无法覆盖鬓角和耳边部位的头发。
手术结果会影响小琳今后的人生,这让小琳和她的家人不得不慎重。多方辗转后,他们来到大麦,找到了李兴东医生。最后确定了整形和微针植发结合的手术方案。手术分三期,历时大半年。先采用公立医院的手术方案,但拉过来的头皮面积没有那么大,然后通过植发补充其它部位的头发,同时遮挡手术疤痕。
“我们要像修补一件出现裂痕的艺术品一样,对待每一颗头。不仅要补上,还要美观自然。”李兴东表示。
2018年,李兴东把小琳的案例整理成论文《头皮扩张术联合毛发移植术在瘢痕性秃发冶疗中的临床应用》,向第26届世界植发大会投稿。之后受邀登台作报告,成为当届作学术演讲的唯二中国医生和唯一中国民营医生。当李兴东放出小琳恢复后的照片时,尽管现场都是业内人士,她的改变仍然让大家纷纷惊叹。
李兴东在第26届世界植发大会上发表演讲
“中国这么大,疑难杂症多,有实力的民营医院经常会遇到棘手的病例。但是民营医院没有职称要求、业务忙,所以少有医生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的人就更少了。”李兴东表示,“其实案例交流其实非常重要。”
通过世界植发大会这样的平台,让李兴东的植发朋友圈触及到了全球,既包括国内的协会和专家,也包括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开发者。这让他具有了更广阔的视界,也有更多资源可以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应用之间建立桥梁。
2019年,李兴东被牛津学术联盟授予牛津学术联合会名誉教授,成为获得此项荣誉的行业第一人。同年,李兴东受邀参与国际毛发行业尖端科研项目“冷冻毛囊克隆”的科研组,以及“南方医科大学”毛发科研项目“中国人群雄激素源性脱发易感基因的挖掘与数据库构建”。
李兴东被授予“牛津学术联合会名誉教授”
此外,李兴东还在2019年、2020年携手业界专家先后了编著《头面部毛发美学种植与文饰》、《脱发·护发·植发》等学术书籍。而对于这些,李兴东却觉得好像是小事。他笑称,“平时闲不住,就是觉得写点东西可能对整个行业有些帮助和启发吧。”
植发行业从业者有万千,但像李兴东这样一边冲在一线做手术、一边埋头搞学术的民营医院创始人,的确很少见。
李兴东和团队对技术的一丝不苟和对发友精雕细刻的态度成了大麦市场扩张的基石。
几位志同道合的医生朋友,口碑相传的熟人介绍——这是医生创业的典型模式。在2009年前,大麦一直只有一家医院。
直到团队里更多医生有了独挡一面的能力,大麦才开始开设分院——到2013年,大麦先后在南京、杭州、成都等地开设了7家分院。
良好的市场前景,吸引了更多人进入植发领域。2017年,“门口的野蛮人”闯了进来。资本运作带来了与医生创业不一样的经营理念,其方式常常是跑马圈地式的,那就是快节奏招人、建分支机构、大面积地铺广告、给消费者优惠、短期占领用户心智。
李兴东并不排斥资本。在他看来,资本进入更多是“锦上添花”。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有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也需要资本的助力,让企业多一双“翅膀”,有更多的资源进行布局,减少时间成本,获得更快速的发展。但也需要有底线和原则,就是不能破坏植发行业的医疗本质,不能因为资本的进入,把企业做成“快餐式”经营。
面对新的竞争业态,大麦显得不紧不慢。用李兴东的话说,就是一个字:“稳”。2017-2018年大麦管理层整整用了2年的时间去作内部战略梳理。
摆到眼前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跟随大环境去打价格战。
大麦的经营理念是以医疗服务为本。而价贱伤医,最终伤害的还是广大植发人群。经过长时间的决择,大麦确定不参与价格战,而是要在保证医疗服务能力的前提下,适度加快扩张。
医疗服务的硬性成本主要体现在药械和医生两个方面。药械方面,大麦采用的是种植笔也就是微针技术,每个种植笔成本大约在600元左右,一台手术差不多需要8-10个。
脱发患者在接受微针植发手术
医生方面,每台微针植发手术需要5-8名医生配合操作,且微针对施术医生技术要求更高,医疗是非标品,越成熟的医生越贵。举例来说,植发者中男性偏多,往往是顶秃,需要从枕部取发补充到顶部。在设计取发时,对于枕部有皮肤推积的人群(如下图示例),最合理的施术办法是用FUT技术切取一条皮瓣,不够的发量再用FUE取发补充。这样既减轻了皮肤堆积,也提升了单位面积的毛囊数量,一举二得。但是“FUT+FUE”很多机构做不了,因为很多一线植发医生开刀经验少,处理不了痕迹。
后枕部皮肤堆积(示意)
因此,决定植发机构扩张的基础不是资本,而是成熟医生的数量。
成熟医生是稀缺资源,很难直接通过招聘获得。多年来大麦形成了一套医生培养的标准化制度,首先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进入大麦后有指定医生负责指导,先用道具练习取发,3个月后可以指导医生监督下上手取少量毛发,根据效果逐渐加任务。像胡须、眉毛这样技术要求高的种植部位,一般要3年以上才可上手。民营医院不能参与公立医院的职称评定,大麦将医生岗位分为9个内部技术等级,竞聘上岗,薪资市场化。
不打价格战的大麦,2019年手术量却同比增长了50%。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各院3月才开始营业,到5月营业额平均恢复到往年同期的60-70%,之后一直稳定上升。目前,不仅整体已经恢复了往年同期水平,部分指标甚至实现了逆势增长。
李兴东认为,中国植发业在一二线城市已经逐渐走出价格战,进入品牌化发展初期。2019年9月,其品牌名由原来的“科发源”变更“大麦微针植发”。这一方面源于对其微针技术品牌定位的强化,而另一方面是大麦未来全球化发展的伏笔。
对此,李兴东解释说,相比于“科发源”,“大麦”是一个国际通用词,无论是对国人还是国外消费者,名字都更直观、好记。在他看来,脱发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所以,大麦不仅需要把技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
“我们把植发当成一项终身事业来做。”所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才是李兴东的目标。
相较于从前,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植发已经以消费医疗产品的形式走进了公众生活,现在的植发行业可谓大热。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植发行业市场规模跃升到163亿元,2020年预计会突破200亿元,年增速超过30%。而受公立医院数量和激励体制所限,中国超过80%的植发手术是在民营医院实施的。
随之而来的是广告多了、机构多了、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了,行业的发展环境却并不是那么理想。竞争激烈导致部分从业者过度逐利,植发机构千方百计获客,诱使消费者去植发。更有甚者,打着微针植发的幌子要高价,其实是用成本低得多的注射器打孔。还有没有医疗资质的小工作室,出事后就关店跑路,造成汹汹舆论。
要于世事纷杂中拨开乱象,首先要让人们了解在头发的养护中,植发处于哪个环节。
以牙为例,等到牙齿脱落后再去种牙,是最迫不得以,也是最不经济的做法。最好的做法是保持牙齿的清洁,定期检查维护。次之的办法是在出现龋齿的时候,尽早补上。
毛囊和牙齿一样,数量是固定的,一个人一生可取总毛囊数量在8000-10000个单位,很稀疏的发友连8000个单位都取不出来,所以能作植发的次数只有2-3次。
“以目前应用的技术,植发医生不能生产头发,只能做头发的搬运工,每一根原生发的毛囊都是珍贵的。”虽为植发医生,但对于原生发,李兴东表现出一种普通人没有的执念。疫情前,他去英国考查了一种再生干细胞培养技术,“已经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了。在脱落前的毛发上打上这种干细胞,可止脱。”
“我们在生活中,一旦出现脱发,最经济、有效的办法是尽早去医院检查。原生发用药后,脱发进程平均可延缓5-10年。”李兴东建议,“像斑秃早期、纤维性脱发一定不能作植发;由于减肥引起的休止期脱发,用药后头发可自然生长,不需要植发;由于放疗引起的脱发,一般停止放疗后头发可逐渐自行恢复;由于红斑狼疮和梅毒引起的脱发,要先冶疗原发病。“
大麦也不只是一家植发医院,从2010年,大麦就开始做养发业务,推出了“植养固”一体化终身治疗体系。在李兴东看来,植发相当于在头皮上“种田”,头发就是禾苗,不仅要种,还要养护打理,这样庄稼才能长得更好。
患者在接受头发护理
所以,大麦的养发定位与养发机构不同,养发机构做得是比较基础的养发,大麦有医院资质,可以开一些口服、外用药物,也可以采用注射、激光等非手术治疗。
由于给发友推荐药品,大麦曾被指责“搭售药品”。
“这是正确的事,我们顶着压力也要做。”李兴东解释,“比如种植了发际线的发友,如果不控制住脱发,头顶上的头发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只剩周围一圈头发。止脱是个长期系统工程。”
现在,通过公立医院和诸多从业者号召,给发友提供相关的抗脱发药物逐渐成为一种常识。
在植发领域从业20年,李兴东一脚站在手术台,一脚站在市场经营,经过行业爆发、资本洗礼、价格战争、同行相倾等一系列冲击,看向未来,李兴东仍然保持着一种近似固执的情怀。“要作正确的事。即使短期出现争议,但时间长了,大家能看见。”
“植发永远要是一项造福患者的医疗事业,而不是一门生意。”所谓“正确的事”,或许就在这里吧。
文中发友称呼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