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陈福民跨界书写《北纬四十度》——向长城和中国北方致敬

“以‘跨界’的姿态处理北纬四十度问题，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文学评论家陈福民说。关于这次历险，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负重前行，“历险”化成的新书《北纬四十度》近日与读者见面。

●谈新书

绘制一幅别样千古江山图

《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的文化大散文。陈福民以漫长的华夏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绘制了一幅别样的千古江山图。

赵武灵王、汉帝刘邦、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青年统帅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孝文帝拓跋宏、安禄山……这些历史人物，在陈福民的笔下，成为“北纬四十度”统辖的重要符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勾勒而出。

“北纬四十度这个地理概念成为问题，进而成为我关注和写作的对象，并非灵光一现。”陈福民表示，《北纬四十度》一书的立意、设想以及传达不是主题先行，是他从漫长的历史阅读当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最早引起陈福民兴趣的是中学时读司马迁《史记》时认识的战国名将李牧，“读到这类勇迈绝伦的古典武士，我常有恨不能追随麾下的冲动和遗憾。”正是从《史记》发端，陈福民逐渐留意到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场域，从来没有改变过——基本在长城所在的北纬四十度线上。

几十年后，陈福民的思路变得愈发清晰，“我想通过这部书表现在北纬四十度上，民族冲突与融合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文明进程。”在新书《北纬四十度》中，陈福民从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开始，一直写到17世纪尾声康熙皇帝在乌兰布统和噶尔丹决战，历史跨度超2000年。回望历史的过程中，他更将自己的疑惑和思考彻底坦陈，比如，为什么在后来历史讲述和文学传说当中，赵武灵王声名不如赵氏孤儿，而通过深入历史腹地的探究，他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认为，北纬40度以南的中原定居民族对于骑兵战术运用，对于边地战马的选取，对于适合骑马射箭的服饰和弓箭长度材料选取，远远不如北方游牧民族有经验。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学习少数民族的服装，改变了中原传统服装，使得骑兵骑上马以后操作非常方便之外，也学习了北方游牧比如匈奴人运动战的战术。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绩。

从赵武灵王到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我尽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与本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捋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陈福民说，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不管抒情还是叙事，所有都依靠史料的坚实和真实，无论怎么想象，都不敢虚构和史料上无关的细节。

●谈“走读”

让知识扎根在大地上

写这本书陈福民花了四年，书中涉及的地方他几乎都走过。“在疫情前，我几乎每年都要跑乌兰布统，看看那个地方的草原。”

独车独人，陈福民的“走”经常是孤独一人。北魏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葬在大同方山的永固陵。陈福民根据导航一路寻来，路上积雪“嘎吱嘎吱”，稍有不慎，车就会滑落到山下。而到了永固陵附近，甚至许多当地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雄奇、雄伟、壮美，并不属于这些历史遗迹，破败、湮灭、沧桑，与历史的消失，生命的消失勾连在一起。“很多时候，我都是满心苍凉。”陈福民说。

“很奇怪，我在一个人走的时候，觉得生命特别充实，我会在车里把自己会唱的歌全部都唱一遍。”陈福民记得自己抵达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时，周围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在街边旅馆住下来，吃点儿蒙餐或者汉餐，找人聊聊天，与操着不标准普通话的当地人攀谈。

无数次的孤身行走，陈福民甚至觉得非常奇妙。“当看到、感受到消失的历史文明时，人会变得非常谦卑又非常渺小。而当自己感到在用有限的生命在与悠长的文明对话时，人又变得活跃、强大起来。”

陈福民因切身经历，自然切入进这些年正日益受到重视的走读文学。在陈福民看来，对于新一代作者和读者而言，人文社科研究者传统的讲述方式已不能令人满意。“走出去海阔天空，我觉得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可靠性、完满性，生命得到了释放和舒展。这些也会反哺你的文字和思想，让知识扎根在大地上，扎在生命意识深处。”

“正因如此，我希望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相互沟通的研究性写作，希望能够让那些躺在典籍中的知识活跃起来。”在陈福民看来，世上有很多“美好”的知识，只是它们有一副让人生畏的面孔。他常常会想，那些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书籍藏在书店和图书馆里，被束之高阁，实在是太可惜。他希望有人将这些艰深的知识请下神坛，写作者应负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

但完成使命并不轻松。在陈福民看来，在过去时代，写一手好字，写一首好诗，写一篇好文章，就堪称知识分子。但到了21世纪，传统的知识正在发生裂变，这个世界所有知识和个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希望重新建立知识和个体的关系，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要重新打量、检验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陈福民说，他写《北纬四十度》，正是包含了这样的努力，同时他也分明感到身体内部某种东西在苏醒，“这种苏醒带来了表达、创造新知识的愿望。”

●谈文学

仅通过文学说话已远远不够

无论怎样，关于这次文学历险，关于这次跨界写作，更包含陈福民对文学所处现状的深度思考。

“我一生都在文学里，文学带给我特别美好的经历，带给我丰富灵魂的渠道和方法，我读了无数大师所创造的经典作品，真的觉得人类了不起。”但陈福民也坦言，“当今的文学需要我们另辟蹊径，走出一条生路来。”陈福民认为，当今人们正面临着文明的裂变，文学所依托的传统农业文明的道德价值、世界观遭遇了挑战与困难。“这就需要作家冷静、客观地将这种裂变写出来，需要写作者反思自己长久以来建立的知识体系，重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知识系统。对我而言，以往接受的文学教育，以往所积累的文学知识，以往我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仅仅通过文学说话，但现在发现已变得不够。”陈福民说，他写这本书，也是写作者一种“求生”的本能。

陈福民也一再说，他从未丢掉自己的老本行。作为文字工作者，他不时动用自己的知识工具，想象、修辞、夸张等，在引用史料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同时，转述史料则有意识加强叙述的现代性、节奏感、跳跃性，“我希望用文学的方式，使笔下的历史人物站起来，和大家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