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国海军就打上门，40年后清朝才发展海军，谁的错？

当前的中国海军

从浅蓝走向深蓝，这是当今中国海军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是近代以来一代代海军人的梦想。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注重陆军的建设，重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塞防体系，直到近代，海军及海防体系才出现。广阔的海洋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过是食物的来源地和危险的未知地，却从未想到来自西半球的强大帝国，正驾驶着先进舰船驶来。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一、国防在西北

维稳是传统政权治理国家的首要原则，面对未知的海洋，清廷并没有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与勇气。台湾的郑成功政权时常率军进攻清朝沿海地区，这让清政府更坚定了对海洋的保守态度。“固守讯界, 勿令逆众登岸”，这里的“固守”已经将清廷的海洋政策说的很清楚了。

此后清政府更进一步，将沿海民众举家内撤30-50里，严禁出海经商，上交所有出海船只与器具，使海岸附近呈一片“真空”状态，违反者无论官员或民众一律处死，这样才能对郑成功政权的军队坚壁清野。

郑成功政权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威胁

近代以前，清政府水师的最大荣耀就是进攻台湾，击败郑成功政权。在这以后，清朝水师常年处于“半瘫痪”状态，任务无非就是抓抓海盗。有意思的是，水师本应常年驻扎在海上，但清朝水师常年在陆上活动，没有半点海洋意识。

与之相反的是清政府对塞防的态度，满族本就是游牧民族出身，他们很清楚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雍正连年用兵西北，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康雍乾三朝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重点防卫西北。塞防完全压倒了海防。

雍正皇帝

二、海防还是塞防

1840年代，英国人驾驶着舰船撞向大清的国门，海洋上的平静终于被打破。

清廷连续被列强击败，其简陋的水师在英法战舰下不堪一击，海防开始成为朝堂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让清政府重视海防的，不是西方列强，而是1874年的日军侵台。正是日军的这一次进攻，使东方的老大帝国第一次见识到，当年的“学生”倭寇小国竟有如此强大的海军实力。

东部还是西部？海洋还是陆地？成为清政府下一步构建国防体系的关键抉择。

日本海军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

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归根结底还是财政资金拨划给哪一方的问题。

先看海防，购买一艘可用作战斗的战舰需白银90万两，加上日常运转维护和官兵的薪水，一艘战舰的运转需要百万以上，而一支舰队的成型则需要上千万两白银。

再看塞防，在西北，左宗棠业已率军收复肃州，正准备一鼓作气出兵新疆，如何处理数十万大军所需要的粮食和军饷问题，左宗棠知道只有得到朝廷的支持，才能有充足的西征资金。

海防和塞防，两个都很烧钱，清政府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做出决断。

左宗棠抬棺出征新疆

李鸿章力主先东后西，甚至可以放弃对西部边疆的防御，他的理由很充分，东部海疆自近代以来呈完全开放之势，无数国家前来通商传教，这些人聚集在北京和其他沿海城市，如果他们打着通商的幌子心怀不轨，以现有的落后海防根本无法抵挡数万里的海疆，只能被动挨打。

左宗棠的想法和李鸿章完全相反。西征大军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停止对大军的供给，不但收复新疆无望，军队也有可能发生哗变，西部边疆一旦有失，北京城立刻会暴露在西北强大的敌军铁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北洋海军耗费数千万两白银打造

三、海防塞防“并重”政策下的塞防

1875年2月，中央军政要员在北京总理衙门里就海防塞防问题进行了长达20天的激烈论争。双方都有理，所以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慈禧乾纲独断，海防塞防都是国家大事，二者并行不悖。但李鸿章与左宗棠却达成了共识，越是并重，越是哪个都办不好。

事实上，此时的清政府真是焦头烂额，外部有敌人入侵，内部还发生了大饥荒——丁戊奇荒，无数财政资金用于赈灾，可用来建设海防和塞防的资金就更加紧缺了。

丁戊奇荒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虽决定两者并重，但实际上偏向塞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这时候东部并未有外敌入侵，但西部阿古柏却盘踞新疆数年，只有解决西部问题才能保卫北京城。这也是左宗棠一贯的观点。

清政府多次要求李鸿章从海军军费中拿出一部分用作西征军饷，左宗棠在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还从洋人银行中获得大量借款，又从粤海关以及内地各省获得了大量财政支持，李鸿章的海军建设自此被拖慢了步伐，直到1880年代才开始进行。

文史君说

海防塞防之争在农业时代的中国本不成为一个问题，海洋给中国人带来的无非是食物资源与经商利润，但自近代以来，海洋带来的却是西方国家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海防与塞防之争自然成为国家的讨论重点，尽管清政府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并决定两者并重，但在实际上由于西部战事吃紧，危及北京，清政府依旧决定偏向塞防，海防建设直到西部战事结束之后才提上日程。

参考文献

陈先松：《从财政史视角再析海防塞防之争》，《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黄顺力：《晚清海塞防之议与台湾海防地位的衍变》，《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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