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没这么多朋友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何伊凡，36氪经授权发布。

喜欢自称时间朋友的人越来越多，这只是美好的希冀，时间很挑剔。从来没这么多朋友，公司太弱或者太强了，都容易成为时间的敌人。

太弱了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强了也可能是时间的敌人？国内最近热议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就是时间送出的一份特殊礼物。巨头公司要成为时间的朋友，恐怕先要具备拆开这份礼物的能力。

关于反垄断，有三点看法：

1.科技巨头不是洪水猛兽，并非真的高枕无忧，反垄断不是“均贫富”，依然要保护企业家精神。

2.企业的欲望与监管的审慎，垄断与反垄断从来都是商业世界进化中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3.对科技霸权的反思，已是全球风潮，巨头更需要自省能力，在自律和他律中找到平衡。

先看第一点，可以将时间调回到十年前。

2010年与2011年，分别是腾讯与阿里的“本命年”。它们创业十二年之后，因为对自己尚在勃发中的力量缺乏清晰认知，和周边生态摩擦系数增加，促使它们分别进行了彻底的自我复盘。之后十年的故事，以及今日移动互联网江湖的格局，都在“本命年”中埋下了草蛇灰线。

2010年腾讯与360爆发了著名的“3Q大战”，事件详情已无需赘言，双方正式交火其实从2010年春节就已开始：腾讯推出免费安全软件QQ医生，迅速达到1亿装机量。事件到2010年9月27日升级，360安全卫士推出个人隐私保护工具360隐私保护器，目标直接瞄准QQ软件。10月底，360推出一款名为“扣扣保镖”的安全工具。该软件功能中有一项就是能过滤QQ广告，这就等于直接是断腾讯的财路了。2010年11月3日，对抗达到高潮，彼此都觉得是对方先动用了“核武器”，此事最终引来了工信部介入调停。

你可以想象周鸿祎之紧张，面对当时的小企鹅，周担心落入让它模仿、终结的命运，马化腾也并不轻松，任何人有周鸿祎这样的对手，都会陷入一场噩梦，彼时周鸿祎专挑硬柿子捏，而且鲜有败绩，虽然从规模、营收来看，腾讯和360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但从拥有的客户端数量看，双方势均力敌，而且安全应用在系统的最底层，等于掌握了用户后门的钥匙。

2011年，距离马云带领十八罗汉搬进湖畔花园风荷院16幢1单元202室也已经十二年，马云后来回忆，“从来没想过会这么痛，这么苦。我其实已经有预感，本命年麻烦多，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首先是B2B业务爆发“诚信门”事件，直接导致B2B公司CEO卫哲与COO李旭辉辞职。这一年淘宝也并不太平，先是2011年4月23日，因为假货问题，上了央视播出《焦点访谈》。后来10月10日，淘宝商城发布了新规则，核心内容是将技术服务年费提高了5倍到10倍，同时商铺违约保证金数额也提高了。这引起小商家的不满和报复，他们通过虚假订单、恶意退货和恶意差评攻击大商家。对抗不仅在线上，还有人在杭州阿里大厦前，拉起红底白字的横幅抗议。

“十月围城”的攻击来自产业链下游，而在最上游资本端，同期阿里陷入了一场更凶险战斗，这就是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因为这件事，马云被指责为没有契约精神，不拿股东利益当会事，阿里与大股东软银的矛盾，至此也就摆上了桌面。

为什么自己会从众星捧月的英雄沦为被舆论拷问的对象？马化腾和马云都在“本命年”中，意识到“自己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大不一样。它们也曾在短暂的时间内，对公众与行业情绪很不理解，觉得自己代表了进步与创新，为何会招致如此非议？不过难得之处在于，很快就跳出了是非曲直上的纠结，认识到要放在更大背景下来看这一年。

马化腾发了一封内部信，他在信中写道：这不是最坏的时刻，也没有最好的时刻，让我们放下愤怒，这段时间来，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在公司内部发酵，很多人都把360公司认定为敌人。但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被愤怒烧掉的只可能是自己。如果没有360的发难，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反思，因此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感悟。或许未来有一天，当我们走上一个新的高度时，要感谢今天的对手给予我们的磨砺。让我们保持敬畏，过去，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更多地想一想什么是能被认同的。过去，我们在追求用户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奔向成功的速度和激情。但是现在，我们要在文化中更多地植入对公众、对行业、对未来的敬畏。

这段话完全体现了复盘的精髓。一个能帮助你进化的敌人，对一家有愿景的公司来说，大概是上天赐给你最好的礼物。

就在2011年上半年，腾讯连续进行10场诊断会，邀请媒体、互联网、法律、知识产权等各行业72位资深人士开展对腾讯“自由建议与批评”，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这种力度的自我批评可谓闻所未闻 。

马化腾对“诊断会”表现出高度热情，他不仅要求所有高管都参加了其中一场或几场，还要求他们不能干涉任何专家的任何言论，哪怕是尖锐的批评。他在其中一场会上说，（以前遇到问题）我们往往会在很多场合辩解、解释，说是什么情况，我们内部怎么样，甚至会给大家解释细节上的来龙去脉，争取大家的谅解和同情。但我们反思时忘了一点，即这样的印象，不是一天一夜形成的，而是长期很多很小的事件累积形成的。

此事之后，腾讯走向了全平台开放，号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腾讯推动如此繁荣的生态，可以以此为起点，而且它带动整个中文互联网世界，掀起了一场开放浪潮。

马云也曾连发两条微博，称“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去做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不符合常理，违背理性，甚至离经叛道得罪亲友。即便如此，我们可能还会一意孤行！”后来马云自嘲，自己2011年主要的名声就是各种过河拆桥。

一意孤行并不代表固持己见，实际上2012年，马云对“本命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意识到，中心化管理方式已过时了，这两年阿里决策体系有点像政府，通过自己的促销手段和一些政策调节整个市场，这跟拍脑袋出政策有什么区别？阿里要回归到市场机制、市场体系中去，要发挥企业家的精神，发挥660万卖家的精神。自2012年，阿里开始大调组织架构，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之间进行了多次平衡，2014年它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开始谈谦卑与敬畏。

成长中的巨头，总有一个时刻为自己的强大付出代价，全球皆是如此——在此之前，它甚至对自己已变得如此强大毫无觉察，而经历过这种痛苦，它们会对力量增加敬畏。

2010年，腾讯全年总收入为人民币 196.460 亿元，而2020年仅Q3，其营收就达到1254.47亿。2011年，淘宝号称双十一销售额实现了里程碑式的飞跃，淘宝商城与淘宝网总支付宝交易额突破52亿，2020年双十一开场半小时成交额达到3723亿，是2011年24小时的71倍。

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马化腾在腾讯首届合作伙伴大会上说，“腾讯要扶持所有合作伙伴再造一个腾讯”。到了2017年，腾讯开放平台的合作伙伴超过1300万，合作伙伴公司累计分成超过230亿，创造就业2500万人。

过去十年，包括腾讯与阿里在内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在富氧环境中快速进化，成为生态引擎。它们不仅是追风者，更是造风者，团购、手机、O2O、互联网金融、共享单车、视频、社交电商等相继站上风口，每个风口下都曾躺过一堆“死猪”；中国从制造中心走向创新中心，线上线下已混元一体，增长从单一技术驱动，转向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集成式技术驱动，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折叠，商业基础设施迭代，直到2020年趋势与疫情对撞，商业世界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互联网进入产业互联网阶段，终于从工具层面、应用层面，抵达了社会层面，不同领域的点状爆发，最终串联在一起。

今日之局面，是巨头企业、优质投资者与卓越创业者共同形成的，那些快速崛起和衰落的公司，都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否认它们通过收购、参股，构建起了自己的生态圈，但不能据此将它们定义为价值的收割者，而非价值的创造者。不妨做一个假设：没有腾讯、阿里、蚂蚁、字节跳动、拼多多、京东、美团、滴滴......，创业环境会更好嘛？恐怕未必。没有腾讯关键时刻的多次援手，蔚来很可能难以走出自己的至暗时刻，而这样的故事曾在多条赛道上演。

它们提供了资本、输出了人才、降低了技术门槛。当前中国企业界是独特的榕属植物生态：最大的榕树之下，从小到似草本的矮小木本、小藤木本、小灌木、灌木、小乔木、大乔木、高大乔木一应俱全，地面下，又有气根互相联结，不能说这就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生态，但不能因此就把榕树砍掉。

反垄断不是反创新，而是为创新松松土，更不能否认巨头对创新曾经做出的，正在做出的，以及未来可能做出的贡献。这一代中国科技公司获取财富和地位的过程，是相对阳光的，是个人能力与时代机遇的风云际会。

在这一轮商业变革中，它们远没有到坐享投资收益，静看花开花落的从容。它们经历过在PC时代是怎样颠覆别人的，也经历过从PC向移动的关键一跃中，是怎样差点别别人颠覆的，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历史正在大拐弯处，谁都有可能被甩下车。只要认真研究一下2018年腾讯的930变革，以及2020年初，阿里在拼多多之外，又受到抖音、快手等的围攻，就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焦虑。

再看第二点，残酷的现实是，追求垄断，是大型商业组织成长的必然，垄断代表着高效率和高利润，以及不可替代性，我们用来描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词：护城河，就隐藏有垄断的含义。

通常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 1765年珍妮纺纱机发明为标志，一直到1840年。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就是工业革命初期，1769年在英国产生的，这是一家有600人的水利纺织公司。它第一次具备了现代公司制架构，设立了董事会，有低中高各层级职业经理人，还有完备的企业规章制度，雇员各司其职。

可见，公司制的诞生与大规模工业化时代不可分割，它意味着董事会、高管、员工之间建立了一种内部契约，公司和外部环境之间有了非常清晰的边界，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公司先天就是带有垄断性的机构。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出现垄断组织，直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具备垄断意义的公司才出现。伴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 大规模生产和巨额投资成为主流，新兴的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都需要实行大规模集中化，资本和生产资料向管理有道，设备精良的公司集中是必然结果。按照人教版官方考研教材的说法：“垄断组织的出现，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它产生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过去近20年中，中国先后成长出76家估值在30亿美金以上的超级独角兽，其中近20家为科技巨头的衍生公司，例如阅文集团、腾讯音乐、蚂蚁集团、阿里云等，公司到了一定规模，会围绕核心业务形成不同生态圈。

实际上，垄断背后的话语权，也经历过数次迁移，这背后是时代动能的转换，意味着对垄断的研判需要以动态的视角。从1870年前后开始的美国镀金时代，直到1970年代，这一百年中基本是“制造为王”。在此阶段，公司内部强调严密的科层制，等级森严，内外部分明。

从1970年代到2006年之前，是“渠道为王”的时代，以沃尔玛为代表的打折性零售商崛起，定价权从制造商转移到渠道商手中，这也是国内国美、苏宁等家电连锁企业跑马圈地最凶猛的时代。“制造为王”的时代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渠道为王”虽然也重视利润，但更重视规模，所谓吨位决定地位。在此阶段，公司出现了以用户为导向的雏形，组织的身段开始变得更柔软。

自2006年到2018年，进入“流量为王”时代，流量资源成为最上游的特殊资本，谁掌握流量，谁就站在了食物链的上游，赢家通吃可以超越物理边界，看不见的影响力才是最大的影响力。2016年之后，国内开始热议移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流量红利消失，其实虽然红利消失了，流量的价值反而更大了，只是获取、留存与转化都发生了变化。组织的边界被打破，内外部开始充分交换能量。

2018年，进入“数据为王”的时代。数据超越粗放式的流量，成为数字化大转型中的水和空气，当每一粒沙都可以有自己的IP地址，每天奔涌的数据量会彻底改造生意与生活。王兴所推崇的《有限与无限游戏》一书，可以作为“数据为王”时代组织形态的注脚：有限的游戏，其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有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入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

当变革呼啸而来，往往需要拉开一定的时距，才能看清它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制造之王、渠道之王、流量之王、数据之王们保持警惕，但同样警惕不能削足适履式的动用监管重器，以保护市场竞争的初心，产生消灭市场竞争的结果。

平衡，是一种伟大而难以驾驭的力量，正如张维迎先生在近期的访谈中谈到：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企业家。经济学追求数据化、确定性和理性的解释，假定任何问题都像做作业、考试一样有标准答案，把每个决策简单地变成约束条件下求解，变成数据计算。可是，人类之所以进步，在于真实世界里人的创造性。从无到有创造新东西，意味着不确定性，没有标准答案，它靠想象力，不是靠计算。

第三点，在今日的商业生态中，巨头公司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它们可能觉得自己并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只是晃晃尾巴，但已经能造成一片狼藉，它们对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已捻熟于心，但对于怎样敬畏力量，还需要做更充分准备。

经历过互联网沙文主义洗礼，对科技霸权的反思，近年来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议题，中国这一轮关于反垄断的探讨，也是全球思潮的一部分。企业并非人类，两个多世纪前，英国大法官爱德华.索罗就曾经敏锐的谈到，商业公司“既不会在身体上受到惩罚，也不会在心灵上受到谴责”，你不能简单的相信“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之类的台词，对大公司权力滥用保持警觉，并保持反垄断的能力，也是社会的福祉。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斯科特.加洛韦，在所著的《互联网四大》一书中，对巨头公司“如何操弄人类本能的欲望而壮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反思。他认为亚马逊满足人类自古就有的采集者直觉，拥有的物质愈多，就愈安心；谷歌成为人类共享的外接大脑，掌控知识产业，是现代人有求必应的神；苹果连结对性的渴望，成为品味与财力的终极性感指标；脸书串连人心，利用对爱的渴望掌握史上最庞大的个人数据库。

“这些公司是神明、爱情、性欲和消费的四大光明守卫，还是使人堕入无尽深渊的四大黑暗骑士呢？答案是两者都是”。加洛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它们也适合拿到国内来探讨：这些公司为何会蓄积如此大的能量？一个没有生命、为盈利而生的公司，影响力为何直抵我们的灵魂深处，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一家规模和影响力前所未有的公司，对未来的商业和全球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们注定要像取代前辈的巨头们一样，被更具创新力和吸引力的新一代公司取代嘛？还是说它们已经足够强大，没有任何人、公司、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其挑战了？

2020年7月29日，加洛韦书中的主角，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苹果CEO蒂姆·库克、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掌门桑达尔·皮查伊亚首次参加同一个活动，出席美国国会反垄断听证会。四位首席执行官要就各自公司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接受质询。

这场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自2019年6月启动，国会议员们收集了数百小时的访谈和130万份有关上述四家公司的内部文件，同时掌握了这四家公司管理层的电子邮件往来。

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大卫·西西林称：“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以破坏性、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力，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准则。我们的责任就是设法弄清楚数字市场缺乏竞争带来的影响。”这四大巨头公司市值总和已超过整个日本市场。如果进行合并，足以创建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

欧盟监管机构对科技巨头监管力度也正在加大，2018年五月欧盟推出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给用户数据处理增加了一些保护。它已向谷歌开出80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也已被勒令向爱尔兰支付130亿欧元的补缴税款，两家公司均提出了上诉。

欧盟非常强调数字主权， 特别强调要由欧洲自主掌控数据信息的存储与流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已经表示数字政策是其2019-2024年任期内的优先政治事项之一，承诺欧洲必须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主权”。欧委会近期一份报告强调，来自全球技术驱动的企业竞争已对欧洲造成了重大战略挑战，这些企业将数据盗用和价值挖掘作为其战略核心。

就在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亚马逊数字处理方式展开了新一轮反垄断调查。欧委会认为，亚马逊凭借平台优势访问其他卖家非公开的敏感数据，如销售数据、订购量、页面点击量、运输数据等，进而为自身的业务决策服务，它的业务决策基于算法工具，获得上述数据可以提高自身销量和利润，这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过去十年中，至少在应用创新层面，中国互联网跑在世界的前列：你很难在全球其他国家享受出门只需要带手机，就可以搞定生活中一切的便捷，快递与外卖的送达速度之快，也令人惊叹。不过，对数据与隐私的重视，从用户到公司，都曾选择性的点下了暂时忽略键。

关于科技对人异化的反思，在中国也逐渐出现，2020年9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它详尽的展现了在算法的“盘剥”与系统平台规则下，外卖骑手，这个可能每天出现在你眼前的人，如何夺命狂奔，成为马路上最危险的人。

此背景下，发布征求意见稿，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适用《反垄断法》作出系统解释，就并非突然袭击，也不用过度解读。

征求意见稿细化了互联网平台企业间事实横向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则，也对纵向垄断协议中的排他合作协议进行了规范，同时，将学术界长期呼吁纳入反垄断执法范畴的轴辐协议进行了规范——后者常用于平台组织或协助入驻平台商家实施价格串谋、划分市场或限制供给等方面的限制竞争行为。

在规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行为方面，征求意见稿对电商平台对消费者进行“大数据杀熟”、搭售、要求入驻商户“二选一”等行为也进行细化规范。

可见，征求意见稿还是为了形成更好的互联网经济运行环境，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目前它仍需要细化、量化，界定范围，也少不了争议。

此过程中，大公司的自律意识，交流姿态，以及更开放的行为，是达成平衡的关键，它们中的多数都已从平台走向生态，外部的快刀斩不断生态的乱麻，还是需要它们重新梳理自己的版图和策略。

11月12日，在腾讯发布第三季度业绩后的投资者电话会上，问及如何置评近日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腾讯高管称，会花一些时间与监管交流以理解他们希望达成什么。

它们也认为政府依旧非常支持互联网科技行业，正与监管合作以确保符合文件要求，这是一种寻求共识的沟通姿态。

很多人谈到，对大公司垄断最好的策略是分拆，并援引美国政府对标准石油的分拆，但这种外部的强力介入，即使在西方，也有种种反思。

1911年最高法院立案，美国政府主张标准石油公司掠夺性定价的做法，违反了《谢尔曼法》的第二条。最高法院判定政府诉讼，下令拆分标准石油。后来的案例中，法院援引此判决来证明寻求垄断的行为“削价可能已成为了大企业最有效的武器”。

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禁止此类行为的法案，1914年，国会通过《克雷顿法》以增强《谢尔曼法》，同时对价格歧视和掠夺性定价作了专门规定，国会同时采取行动加强《公平贸易法》，进一步限制掠夺性定价。1936年又通过了《罗宾逊-帕特曼法》，该项法令禁止零售商对制造商实施价格歧视，也禁止制造商对零售商实施价格歧视。

所以早期的反垄断，治理框架是国会将掠夺性定价看作对竞争市场的严重威胁，此框架后来收到了芝加哥学派的批判，也脱离了当前互联网公司真实的优势。掠夺性定价，早已不是它们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

在全球范围来看，现行的反垄断法框架还没有找到成熟的面对科技公司的方式，缺陷在于反垄断的同时如何鼓励真正的竞争。

这是需要一个监管和企业双向摸索经验的过程，企业的自律性越强，就越不容易出现监管的矫枉过正。

国际互联网巨头在降低自己对公共利益的威胁性方面，都开始各自寻找解题方式。如亚马逊，它也是特朗普最痴迷于攻击的公司之一，而且一直在反垄断的阴影下。

但是，正如耶鲁法学院的研究学者Lina Khan在论文《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中所描述：亚马逊最接近反垄断机构的时刻，也不过是司法部宣布对其它企业与亚马逊共谋一事提起诉讼。亚马逊善于迎合当代反垄断法的主旋律，情况仿佛是贝佐斯首先拿出反垄断法的地图，画出平稳安全通过的路径，然后再规划企业发展一样。

2020年之后，在垄断问题上可以打擦边球的时代，恐怕过去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反垄断将成为大公司要面对的新常态，唯自律者，才能成为日日新、月月新，永远新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