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的未来，逼仄的自由

持续蔓延的考公潮背后，“工作”这个本该存在多样可能性的词汇，正在沦为单一。 

在常见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厘清考公人群的画像。他们中，有双一流高校的高材生，有考研失利的应届生，有面临中年危机的企业职员，也有才生孩子不久的母亲。安稳、躺平、相对自由、工作有意义感.....他们考公的原因与期望在媒体报道中早已被书写了太多次。然而，考上公务员几年之后的故事却鲜少有人谈及。 

根据公务员考核标准，公务员年度考核称职及以上的，五年晋升一个级别，两年晋升一个档次，俗称，“两年进一档，五年晋一级”。然而，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公务员都能沿袭这套路径。在我们的访谈中，大部分受访者承认有过辞职的冲动。从事公务员 6 年的小茶告诉我： 

“在体制内，我时常有一种无力的情绪，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推动变化。很多事务性的任务充斥着我的工作，而那些有意义、创造性的活动占比是相当少的，就像一个无情的工作机器。” 

这番话让我意识到，也许“考公”作为当下最好的就业选择的前提是，我们正在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期望与自由。而身处庞大的系统中，作为小螺丝钉的无力感与重复感，并不一定能在这份工作中被消解。 

于是，我采访了小茶、叮叮、小麦、小蒲、阿宁、大楠 6 位从事公务员 2 年以上的受访者。在初入体制时，他们对于工作与生活的期望，是否有在这份工作中实现呢？成为公务员三到五年之后，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改变？他们的职业、人生规划是什么样的？他们仍然会对工作与未来存有焦虑吗？ 

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要挑刺地论证“公务员”这份职业的劣态，我们充分尊重每个人选择职业时的考量与自由。也正是因为我们珍视这样的考量与自由，才更加期望年轻人们，在踏入狂热的考公潮前，思考清楚工作的价值，从而做出个人的取舍，而非被裹挟着向看不见的暗处随波逐流。

毕业的第三年，我的大学寝室群第一次“炸”了起来，新增的两千多条聊天记录统统都指向“考公”。 

在教育培训机构做老师三年的室友 A，挑起了这个话题。双减政策出台，K12 教育培训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即便手握着优渥的薪酬，A 对于未来的焦虑仍然无法得到缓解。这份焦虑迅速在群里得到了回应。频繁的加班、业绩考核的压力、被裁员的恐慌、所剩不多的私人空间、各类职场 PUA.....这些工作中的困境仿佛已成为一种共识，困扰着选择了“体制外”的每一位“打工人”。 

大众印象中“朝九晚五”、“铁饭碗”的公务员工作，不知从何时起被捧为年轻人们把未来夺回自己手中，化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希望。在这场“考公经验交流会”的尾声，室友A打出了一段话，“祝我们有一天能在宇宙的尽头相聚”，就好像在毕业仪式上的祝辞。 

“宇宙的尽头是考公”，在疫情后，许多数据和现状都不断地在印证这个事实。国家公务员网站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公务员国考考试报名人数达到 157.6 万人，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平均招录比为 61:1，最热门的岗位更是有超过三千人竞争一席。 

在初高中、大学的各类同学聚会中，我发现，曾经去到各行各业的昔日同窗们都开始“清一色”地备考公务员，或早已步入体制内大军中，相互之间的寒暄大约是：“你什么时候才上岸呀？” 

“上岸”这个词，如今已被频繁用于指代“考上公务员”。这个词的形容颇具意味，像是有几千人正泡在海里，快被海水淹没，却只有一条小道能回到陆地上，大家因此被挤得头破血流。 

但这个词并不夸张，“上岸”的确是百里挑一，有时候甚至是千里挑一。我国最近一次公开的公务员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5 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 767 万人。然而同属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在 2019 年的就业人数达到了 5474 万人，几乎是公务员总数的 7 倍之多。 

“上岸”需要实力，“上岸”更得靠运气。已经成为公务员六年的小茶还记得，大四那年，为了考公，他前后共参加了三次省考和国考，最终才有幸“上岸”。在他看来，公务员考试并不是仅仅靠努力刷题就能成功，很多情况下，是否能考上还取决于跟你同期在竞争的其他人。 

燕子在中公教育做申论科目的培训老师。在中公教育这个我国目前最大的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中，她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几年来，考公的学员越来越多，竞争压力也在呈指数地增长。选择全职封闭备考的学员，需要从早上 9 点一直上课到晚上 9 点。这让很多已经三战、四战的学员早已顾不上去“挑选”一个自己满意的岗位。 

在指导学员报考岗位的过程中，燕子听到过很多抱怨，“大部分学员都会认为备考的过程很痛苦，压力特别大。他们都想着，不管是啥岗位，能考上就行，先考上一个再说”。 

当“竞争比例“逐渐沦为很多人择业时最重要指标，更多的问题被牵扯了出来。公务员的五年服务期限规定，考上的岗位在五年内无论多不满意都不允许更换。要是入职后，发现工作内容、地点、环境不满意怎么办呢？燕子并不是没替学员们想过这些问题，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上岸第一吧，也许其他的只能交予命运抉择”。 

?《爱哭鬼的奇迹》 

清闲、稳定、双休日、充足的业余时间、工作带来的意义感.....近年来，在大大小小的媒体报道中，公务员这份工作的“好”已经被言说过太多次，这也成了万千年轻人孤注一掷“上岸”的底气。 

叮叮进入公务员体制已经一年多，“我现在这份工作，就特别适合像我这样想躺平已久的人”。 

叮叮是一名基层公务员，每天早上 8 点半，她打卡上班。同事中与叮叮同龄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大多毕业不到两三年，有许多共同话题。在开始工作前，他们会聚在一起吃个早饭，喝喝茶、聊聊天。过一会儿，大家才有条不紊地回到岗位上正式开始工作。中午 12 点到下午 2 点半，叮叮拥有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在这期间，她吃完饭、刷刷手机，还能悠悠闲闲地睡个午觉。下午五点半，叮叮准时下班。 

掐指算来，叮叮每天的工作时间仅有六个小时不到。曾经在一家大型公关公司工作的她知道，这份“清闲的工作”是多么难得。 

“加班是我当初的常态……”，公关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是晚上六点半，但现实是到了下班时间，叮叮往往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经常晚上十点还在饿着肚子工作，“我很喜欢那份工作，但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崩溃。为什么我要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能下班？为什么那些工作怎么都做不完？” 

现在的工作让叮叮免于上下班的拥挤与拥堵，每天从家去单位，两点一线，业余仍然有时间发展兴趣爱好或进行自我提升。叮叮坦言：“这样的生活好像也还不错。如果挣得钱少，时间肯定多；如果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到外面打拼、加班、接受高强度工作的话，肯定就赚得多，就在于一个人想要什么。现在想想，如果要我回到高强度工作的日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坚持太久，所以我现在躺平的心态也挺好的。” 

“好工作都是比出来的”，对于小茶来说，越临近中年，这样的感受越发强烈。大学毕业后，他考上公务员因此成为“北漂一族”。如今即将奔三的他，很难面对朋友们口中讲述的那些他们生活中受迫与窘困的无数个瞬间，譬如要考虑房租、未来职业发展、解决户口问题等等。“和好朋友们出来吃饭，他们有的突然这段时间就辞职了，因为工作没法做下去了。有的是被迫的，被裁员或是被降薪了”。 

近年来，“中年危机”越来越多地开始被大众所讨论，35 岁成为了许多人横跨不过的一道坎。每当小茶设想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时，他就会感激公务员这份工作的稳定，以及其所带来的附加值——北京户口。作为“北漂”一员，那一张薄薄的户口纸，总能突然变得很坚固，给予小茶连他自己都感到诧异的安全感，像一个坚不可摧的屏障，保护着他的家人，维系着自我的完整以及一份生活的体面。 

在“为什么这多人考公务员？”的知乎问答下，有 900 多位网友作出了回答，我们也能由此勾勒出一幅大家心目中的公务员画像：工作稳定、福利和综合待遇好、社会地位高、有足够的社会资源。 

作为公务员系统中的干部，佳能发现自己的工作还好在“永远不会重复做一件事情”。在他的工作中，他会不断地接收到新的任务，学习新的东西。这一点打破了我对于公务员的刻板印象。佳能告诉我，他的工作时常要求高效率完成任务，这极具挑战性。他长会面临同时处理多个待办事项的工作状态，因此他必须学会精准判断每件事的轻重缓急。 

佳能看来，公务员与其他行业并没有大的差别，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可以是有挑战性的、有趣的、充满难度的，而一份工作是否“完美”、“好在哪”似乎也更取决于处在工作中的人，抱有怎样的心态，“不然装在套子里的人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对吧？” 

在当下，理想工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比较与取舍。似乎每个人都必须在对于“理想工作”的迷茫中，去抹黑摸索躺平与忍受的边界，不断调整自我的心态去靠近那条自我让渡的底线。 

“劝孩考公”是许多中国家庭每逢过年等团圆佳节就会有的保留节目，如果你出身于二三四线城市，感受将会尤其强烈。作为一名出身于三线城市的 95 后，在游说考公的家庭队伍中，成员的背景多种多样 ——有曾经选择下海经商父母；有最早一批去到互联网企业的姑姑；也有留学归来，在上海漂了几年，最终考回家乡体制内的表哥表姐。似乎无论属于哪个代际，“考公”都是“过来人们”认为当下最好的就业选择。 

我的境遇并非个案。叮叮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定要考公，她也曾跟我分享过她的烦恼。本科毕业的最后一年，叮叮开始被父母频繁催促考公、考教师。作为家里唯一的独生女，父母对叮叮的期望是找份稳定、离家近的工作。然而每一次对话都不欢而散。 

“一定得去外面闯一闯”可能是每个年轻人在某个阶段总会迸发出的想法，叮叮很清楚记得本科毕业时自己的想法，“我想去到大城市打拼，想看到外面的世界，不管工作多累、自己租房打拼多辛苦，在外面生活过总比直接回家躺平当咸鱼好”。 

疫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新冠疫情让国与国之间的阻隔变大，最直接影响到的便是叮叮父母所在的出口贸易行业。生意突然的萧条，让叮叮第一次亲身经历到了不稳定带来的震荡。过往父母口中说的“安稳”突然显现出了它的价值。 

叮叮听从父母的建议，尝试先在家乡久居了一段时间。在家乡工作，她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不用再为房租担忧。在父母的支持下，她买了一辆代步上班的车。尽管公务员收入不高，但一日三餐基本都能在单位解决，没有了房租开销，叮叮每个月的工资还能有富余。在我们最近的一次聊天中，她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攒钱买房。 

最重要的是她正在与这个她从小到大生长的小镇和解，“原本以为我们家这边不算很发达，但探索下来，在这里还是能拥有十分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的，其实和我向往的外面的大城市的生活没有多大差别”。 

小蒲是我的高中同学。他本科刚毕业就考回了家乡的一个乡镇做公务员。今年，因为工作调动，他又回到了市中心工作，我也因此有机会约他出来吃饭。考上公务员的这三年里，小蒲在家人的支持下，他买了房也有了车。这次聚餐发生在过年前几天，吃饭的间隙，小蒲的家人打了两三个电话过来催促他回家。 

“不是说了今天我在外面吃吗？”小蒲重复着回答了两三个电话。然后一脸抱歉地对我说，“这就是离家近工作的常态啊。下班家里人就等着你回去吃饭，什么都安排好的，没有漂在外面自由”。 

“自由”是我在和小蒲最近的几次见面中最频繁出现的词汇。曾经，当谈到我最近的动向，聊到我在北京从事新媒体相关工作时，他下意识脱口而出，“你知道我最羡慕你的工作什么吗？自由！” 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归结为一种恭维。但当我回到小镇尝试长期生活一段时间后，家庭、人际反而也会成为了一种桎梏禁锢着我。 

无论是叮叮还是小蒲，对于他们所处状态，我说不上是羡慕还是迟疑。作为一个三四线城市普通家庭的北漂一族，工作一两年后就能通过父母支持买上房和车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我渴求这种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拥有房车的物质基础所带来的安全感，也渴求每天回到家面对的是温暖有序的房屋，父母围坐在餐桌前等着我吃饭。 

但我仍然和父母在每一次有关考公的讨论中争吵不休。回到家乡、选择进入体制内，将会让渡出多少我珍视的东西？而我能否像叮叮和小蒲那样达成一次次的和解？我凝视着这些问题，它们也像黑洞一样在默然凝视着我。 

?《大象席地而坐》

今年是佳能在体制内工作的第四年，他被分配到过很多不同的公务员岗位。佳能告诉我，作为公务员，你得不断去适应体制内的工作方式。 

是的，体制内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强调痕迹”是工作的核心之一。秉持着这个核心，公务员的工作，尤其是公务员干部们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着“开会”展开的。疫情以来，佳能接到的任务比平时更加繁重，为了能落实工作，他得不断去开会，有时候周末也在加班开会。 

“不像有些企业可以通过智能的办公软件办公，随时随地都可以微信、视频会议”，在体制内，一旦想要下达一项任务，往往需要通过一级一级、从上至下的会议去布置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也常常会导致工作效率被拉低，但佳能对此也无计可施，“这就是体制，我们的体制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 

除此之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佳能的工作内容之一。例如，在疫情期间，上级会要求佳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排查清楚片区居民的所有核酸状况。为了能按时完成这类“大大超出物力、人力”的任务，“我们这种下面的同志来说，只能采取应付性的办法，告诉上面我们完成了，反正大部分情况上级也不会真正核查我们的工作”。甚至很多时候，佳能不得不采取一些形式主义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而这些方式在佳能自己看来都显得很可笑。 

很多政策在出台时的初心是好的，但落实到基层之后反而会变得乱七八糟。用佳能的话来说，这就是基层公务员的悲哀。在基层，每当佳能想要去推动一件事时，佳能总感觉自己好像在拉一辆巨大的水车，他站在车头吆喝，咬紧牙关使劲，而那些在车尾本应该一同推车的人，每个人都在说，“这个事情不归我管”、“这个事情没必要做”。 

不像在单位、企业工作，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绝大多数情况都能从同事那里获得支持与资源，然而佳能告诉我，“我在体制内上班最大的感受就是，所有人都在拒绝你，想方设法不给自己添加工作量”。 

即便佳能感到他工作上能持续收获新鲜感，但他并不否认在体制内同样有人会变成“装在套子里的人”，做惯一项工作后就不想去尝试新的工作内容或其他突破，把自己放进套子里，安全稳定下去。“在基层工作的同事肯定会花大量时间在做无用功。上一层布置的任务偶尔会面临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去完成的条件，只能采取‘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待，把这部分资源节省下来花在更重要的地方上。” 

体制内的“工作方式”下，基层公务员并不好做，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在体制内工作的人们的共识。就像叮叮跟我说的，“我没有什么升官的想法，但还是希望过几年能离开基层”。在我采访的过程中，由于工作繁重、无效重复的工作内容，“摆脱基层”成为了大部分人未来的职业规划。 

入职这一年多来，叮叮对于自己的工作氛围、工作职责都十分满意，但她总会在某些时刻产生一些困惑。 

作为公务员队伍中最低一级的“一级科员”，叮叮去交材料、汇报的时候，总少不了和上级打交道，“在跟我接触前，他们总会很在意我的级别，一定要问清楚我来自什么乡镇。送文件和材料过去的时候，上级会反馈说某个词写得不好，就会被打回来反复改。等我改完再交上去，审核的人已经换了另一个，又会被挑出来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毛病。到最后，我也不确定布置的工作内容具体是什么了，大家好像为了挑毛病一样在挑毛病。”叮叮感觉那些所谓的等级好像一个个台阶，人每往上走一步，心态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我往上走一走，未来也会变成这样的人吗？这样奇怪的人”。

“你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吗？多少年要升一档？多少年要晋一级？”当我在和成为公务员的朋友们的交谈的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根据公务员考核标准，公务员年度考核称职及以上的，五年晋升一个级别，两年晋升一个档次，俗称，“两年进一档，五年晋一级”。正是有了的晋升模版，很多人认为公务员是一个职业未来明朗、有盼头的工作。 

然而，在现实中也许并非所有的公务员都能沿袭这套路径。面对我的问题，小蒲报以我“你太天真”的笑容。他告诉我，“公务员这份工作和从商、做学术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份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天花板的。无论你是在乡镇、区县、省级机关还是中央部委待着，你永远不可能逾越这个天花板，只能尽可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大部分的考上乡镇公务员的年轻人都会签署五年的服务期。这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基层公务员，五年内是基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工作调动的。叮叮以自己为例给我作了解释 —— 叮叮目前是一级科员，往上是四级主任科员，但科员都不过是办公室里的“小喽啰”，再往上还有三级、二级主任科员。如果想要进入领导班子，时间也是不确定的。有的人晋升的很快，有的人可能要等到35岁，也就是花费将近 10 年的时间。叮叮还向我强调，这还取决于你的个人能力等各种因素。 

谈及未来规划，叮叮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不满基层的工作的琐碎与重复；但另一方面，铺在脚下的道路虽说十分明确，但到达“终点”的道路却如此延绵漫长。“所以我身边同为年轻人的同事们，好想都没有说想要升多大的官、到多高的位置上去。大家都是想尽量能脱离基层，然后找一个比较清闲的单位挂着”。 

“被动”可能是许多从事了公务员3年以上的人在谈及晋升的时候最大的感受。 

公务员工作讲求服从组织安排。尽管人存在惰性、不愿意踏出舒适圈，会因为被安排从事新的工作而感到抵触。但公务员体制十分讲求服从体制安排。用佳能的话说，“组织让你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不能拒绝的”。 

工作四年，佳能正在努力适应体制内工作的各个方面。由于他的工作调动过多次，我不禁感叹他对什么工作都充满着一个开放的心态。但他的回应却显得有点无奈，“也不能这么说，并不是我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而是组织让我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不能拒绝的。这样的机制可能从另一方面也会带给我一种动力或者压力吧，这样我就不能当咸鱼混日子了”。 

才迈入公务员体制内时，小茶带着满满地实现抱负的理想，“当时我计划几年后就要达到某个职位。但后来体制改革了，担任这项职位的年限被极大地拉长了。这也意味着，我的计划破灭了”。在成为公务员的七年后，小茶不再给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定下硬性的指标，“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没有关系、没有爹妈铺路。‘只要往某方面努力个几年，就可以做到怎样怎样’这种事我想都不会去想，也不敢去想”。 

在体制内，有机会可以争取，但似乎并不存在创造机会的可能。即使是精心设计好了未来的发展路径，组织更大的安排可能随时打乱这一切。这让很多原本一腔抱负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们感到失落。 

?《人生切割术》 

最近热门的美剧《人生切割术》描述了这样一项技术：人们可以通过一项技术把上班时的自己和下班后的自己的记忆、经历完全分割开。在推行这项技术时，推广者扬言，这是一项能确保人们完美达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技术。在当下，996、007 的工作持续侵占我们的生活时，这样的技术似乎能直击许多人的痛点。然而，在剧中这样的技术却造成了更大的悲剧。 

找回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许多人报考公务员的初衷，甚至我一位体制内的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一个笑话，“我每天等到秒针指向 12，5 点一到，我就拍屁股走人。有一次我的领导还拦住我，想让我留下来加班。我直接头都不回就走了，工作时间以外，谁给你加班”。她甚至使用两个手机，一下班她的工作手机就会处于关机状态，谁也联系不上。这样的故事，在媒体报道中也不少见。 

当我在跟成为公务员三年的燕子聊天时，她向我坦言，在刚开始公务员工作的时候，她会因为工作、沟通而在这份工作中感觉到不愉快。然而，日子一久她就养成了一种心态，“工作就是工作，我做对得起自己工资的事情就可以了。等到下班，我就不带一点情绪地回到我个人的生活中去”。 

“工作只是一个饭碗，只是我维持生计的一个东西”，在最开始我被这种说法说服了，这种“工作与生活”完美平衡没有人不会羡慕。但当我拿着这种说法去询问小茶时，他的话又让我产生了改观，“可是，我们这一生，除了睡觉，工作就是占据我们人生最长的一项活动。如果把工作和生活分开，那我会失去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我工作也是在创造我人生的意义之一”。 

所以，即使工作七年，小茶仍然很难和工作中的负面情绪达成和解。在这份体制内的工作里，小茶仍然能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小螺丝钉，面对庞大系统时的无力感，“我能做出的改变是那么的细微，因为体制的惯性是在是太强大了，当我想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我根本无能为力，或者这需要我拥有极大的智慧、极大的勇气才能够真正地做成一些事情。但在更多情况下，我只感到我是一个普通人。” 

简单的、日复一日的事务性劳动，小茶很难收获一种满足感。他感到这份工作缺乏真正的脑力劳动或创造性活动，仿佛是一个无情的工作机器，并没有太多地发挥出自我的价值。这种落差感的情绪并不少见，他坦言，有能力考上公务员的人大多是至少本科毕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部分人也期待能参与更富有创造性、有意义的工作而非重复性的劳动。但是进入了体制内，他们也无可避免地需要一直做事务性的工作。“我觉得在 35 岁以下的阶段，基本是很难摆脱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名校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而编制的筛选标准与大厂或任意一个看重学历的公司招聘标准无异。在 2020 年市级某部门的公务员招录名单中，清华、北大毕业生占到了一半以上。在半月谈的一篇报道中，上海某 985 大学研究生曾这样自述：“我曾经高考数学满分，总分全校第二。最后放弃了在大城市里螺丝钉的工作，选择回家考编和考公。” 

至今，小茶仍旧在这种失落感和公务员这份工作带来的各种好处中找寻平衡。他并没办法像燕子那样把工作只当作一个维持生计的饭碗，“如果这份工作一直让我这么不开心、感受不到意义，我之后说不定会辞职”。 

似乎每当我们面向未来时，无论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希望都是如此稀薄。这让我不禁发问，“何为理想工作？”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做出择业选择时的那些考量，什么离家距离、薪酬、社会地位等都变得很苍白，唯一有力的只剩下了一份工作带来的意义感。 

小蒲偷偷告诉我，在调离基层工作后，他相当怀念那段日子，“我意识到在基层工作的过程中，我的工作让我得以与一些人建立起来宝贵的联系”。在疫情期间，小蒲遇到了一群被滞留的外地务工人员。他尝试给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还要时刻想着他们的安全问题。在最后疫情解封，小蒲欢送这群打工者返乡的时候，他心中升起了满满地不舍。这样直接的工作反馈、情感链接在机关的工作中是他很久没有收获的。 

叮叮回想起来，工作中存在的让她开心的事都来源于一种莫名的意义感，“我去到政府工作之后，感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之前不一样了。我会感觉一些政策真的把普通人的利益考虑了进去，做了好事。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还挺厉害的，看到大家的生活因为我得到了改善”。 

公务员的工作从最本质上来说是服务群众的工作，佳能认为这是他最满意的工作的一点，“我做很多与民政有关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能看到更多的人因为我推进的工作获得了低保，能在医疗补贴上享受到福利。我的工作就是在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救助机制，这让我觉得既有挑战，又挺有意义。” 

在“上岸”愈发被频繁使用的当下，十多年前同样被赋予了类似意义的另外一个词汇“下海”已经不再流行。大环境下，我们正在走向退守。在反复让渡出自己的很多权利后，谈论探寻理想工作似乎成为了一种奢侈。 

也许，频繁被提及、谈论的考公热正在预示着理想工作的消失。在这样的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反复推演、让渡与尝试自洽地去接受自己的未来。

在逼仄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不过大同小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小曾，编辑：Sharon，设计：Sam，36氪经授权发布。